刘川的奶奶在这一次会见中，和刘川谈到了保外就医。

她告诉刘川，在她这次探视之前，托王律师找原来为刘川辩护的那位律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律师经过分析，告诉奶奶，刘川犯过失罪，罪名还是成立的，判的也不算太重，想通过申诉翻案或者减刑，基本没有可能。但刘川原来就在监狱工作，对监狱的“县官”与“现管”都应该很熟，不如托托关系，让他们放刘川保外就医。当然要办成这事，最好给有关人员塞点好处。至于塞多少好处，王律师说他也不熟价格，答应可以问问，但奶奶说就算一万两万吧，钱从哪儿来呢。王律师说这就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奶奶想不出办法，她看病的钱，吃饭的钱，已经入不敷出。虽然前些天东照公安局的景科长来北京办事又来看过她一次，给她讲了刘川配合公安局立功破案的故事，并且带来了东照公安局特批给她的三千元困难补助金，但原来王律师帮她谈好租出去的公寓，法院后来决定收回，那家最终没能入住的租户，还要和奶奶打官司呢。奶奶为生活和看病的事给她原单位管人事的头头打了电话，可她原来的单位早和其他单位合并了，好在人家还算负责，派人到家里来看了看她，表示可以帮她找个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养老院去住。如果她的退休金不够支付养老院的费用，是她自己想办法还是单位另外补贴，回头再说，反正贴也贴不了多少，到时候再说。奶奶单位来人谈这事的时候小珂也在场，小珂当即表示，如果奶奶搬去疗养院，她可以把刘川已经付过的房租退给奶奶，补贴养老院的费用。不管怎么说，奶奶肯定拿不出钱再来活动刘川保外就医的事了。所以她来监狱会见的时候，让刘川自己想想办法。奶奶说，你们钟科长现在不是正管你吗，他不是一直对你不错吗，你能不能求他帮帮忙？奶奶事前还问过小珂，小珂说，保外就医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只有长期患病、患传染病或者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而且放出去对社会不会构成危害的犯人，才能被批准保外就医。于是奶奶让刘川去问问老钟，到底病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她大概以为刘川和老钟，还是原先那种上下级的亲密关系，可以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呢。

刘川当然不可能去找老钟打听这事，但这事显然是他情绪低落的原因。

刘川从超市调回到中队的那几天里，每天无论自学、上课，还是出工出操，脸上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做事情也总是丢三落四的。有一次他被派去帮狱政科的图书室搬家，抱着齐胸高的一摞书下台阶时，正碰上他们分监区的庞建东上台阶，可能也是书太沉吧，刘川居然没有停步让路，两人擦肩而过之后，庞建东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刘川叫住了。

这是庞建东第一次正面与刘川单独对话，他不是刘川的责任民警，平时值班时也尽量避免与刘川单独接触，也听入监教育分监区的干警说过刘川个性孤僻，比较难管，所以他一般情况下不和刘川直接冲突。他不是怕他，可能还是因为季文竹的事情，思想有些顾虑，怕说轻了有损管教人员的威严，说重了刘川弄不好认为他是挟嫌报复。

但这次，台阶上只有他们两人，两人狭路相逢。庞建东忍不住了，擦肩而过后开口叫住了刘川。刘川处于下，庞建东居于上，隔了四五级台阶。他看出刘川张了一下嘴，大概想称呼他，但又没说出来，于是庞建东先称呼了他一声：

“刘川。”

“到。”刘川这才应答出声。

庞建东尽量把声音放得缓和，竭力避免半点报复的嫌疑：“刘川，你搬书哪？”

刘川抱着那摞顶到下巴颏的书籍，歪着头吃力地看他：“报告，我们在帮狱政科搬书。”

庞建东说：“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是不是又有点忘了？”

刘川语塞。

庞建东提醒道：“行为规范第五十五条说的什么？”

刘川背诵道：“……第五十五条，与管教人员同一方向行进时，不得与管教人员擦肩并行。在较窄的路上相遇时，要自动停步，靠边让路，放下手持的工具，待管教人员走过五米后再起步。”

庞建东说：“刚才做了吗？”

刘川终于抱不动那摞书了，撅着屁股放下来，想放到台阶上时书倒了，顺着台阶稀里哗啦地散落下去。

刘川没去捡那些书，他立正站在台阶上，喘着气说：“报告，我刚开始没看见您。”

“没看见？”庞建东不高兴了，刘川明明看见他了，擦肩而过的一刹那还和他目光相碰。他严肃地，甚至，有几分严厉地注视着刘川，幸而刘川赶紧补了一句：

“后来看见了又忘了做了。”

庞建东这才把脸色略略放松，弯腰帮刘川捡起掉在台阶下面的书本。说：“学习规范，关键是要遵守规范；遵守规范，关键是要养成习惯。希望你在习养成这三个字上，好好下下功夫。”

刘川说：“是。”

庞建东帮刘川把书重新摞好，还帮他扶着，让他重新抱了起来。然后，庞建东拍了拍手，离开刘川向狱政科图书室里走去。他自己感觉，刚才对刘川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既是严肃的教育，又是以理服人，而且，又特别避免了盛气凌人的口气。他没多观察刘川的表情，是心悦诚服还是心怀不满，但他能感觉到这回刘川确实是按照《规范》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他离开五米之后……甚至，将近十米了吧，才慢慢起步，走下了台阶。

这一天夜里，大约两点多钟吧，三分监区的夜班民警在监控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四班的刘川突然起床，在监号的门边按铃求茅。值班民警在监控室打开了四班的电动牢门，通过筒道和卫生间的监控屏幕，他看到刘川身体摇摆，走路缓慢，在夜班杂务的监视下进入卫生间小解。小解后刚走出来便靠墙蹲下。杂务弯腰向他问着什么，他摇着头不知答了什么。值班民警赶快走出监控室，打开筒道铁门，走进筒道。他走近刘川时刘川强撑着站起来了，这时民警发现刘川面色发红，眼大无神，呼吸似也有些急促。民警问：刘川，你怎么了？刘川声音沙哑，回答说：有点难受。民警上去摸他额头，额头热得烫手。

民警马上向监区总值班员作了报告，监区总值班员马上派了一名备勤的干警，送刘川去了监狱医院。刘川到监狱医院先测试了体温，体温高达三十九度，但又并无感冒或腹泻的症状，一时也看不出哪里发了炎症。于是值班医生当即为刘川开了一张病床，以便留待明天详细检查。

第二天上午医生给刘川抽了血，做了心肺检查，吃了退烧的药。到中午时体温退了，医生又让刘川住了一天院进行观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无论胸透还是血检还是淋巴检查，都未见异常。发烧时过高的心率也降下来了，于是医生只能挠挠头皮，让一监区先把刘川接回去再说。

刘川回到监区的当天下午，还去车间折页子。折页子就是制作信封或手提纸袋，是个看起来不重但干起来很烦的活儿。刘川下午干活儿时虽然不发烧了，但体力明显不济，干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在车间带班的冯瑞龙见状让他提前回去休息，并且通知食堂晚上给刘川做病号饭。不料傍晚开饭之前，刘川又烧起来了，四班的班长梁栋叫来了卫生员，卫生员看罢又请来巡筒的队长，巡筒的队长开了求医条，然后把刘川又送到医院去了。

医院又是一通检查，又没查出原因。

第二天，天监医院派车派民警，押刘川去了监狱局所属的滨河医院，在滨河医院做了一上午的全面检查，回到天监后就留在天监医院的病犯监区继续观察。病犯监区观察的一周时间之内，刘川又发了两次无名高热，两次高热各持续了一天，又都无由而退。

刘川最后一次退烧后，从病犯监区又退回三分监区，钟天水和三分监区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暂不安排刘川出工，尽量安排在监舍区内做些清扫卫生之类的轻工作。二、每天早、中、晚由分监区卫生员给刘川测量体温，观察病情。三、请各班次的值班干警注意监控。

注意监控什么，没说。

大家心照不宣。

一连两天刘川没事，每天在筒道内扫扫地，倒倒垃圾，擦擦四箱什么的。四箱是监狱局统一要求挂在筒道内的，有民警约谈箱，心理咨询约谈箱，监区长约谈箱和举报箱。举报箱除了举报犯人违纪现象和揭发余罪外，根据监狱局推行的狱务公开的改革措施，还可以举报民警的违纪行为。以前监狱一直采取定期发放民警评议表，让犯人和犯人亲属以无记名填写的方法，监督民警公平执法的情况，现在又给举报箱加上了这项功能，对民警的监督就由定期变成了随时，变成了每月每天，每时每刻。

据分监区的民警观察，刘川从病犯监区回来后，连续两天没病，吃睡正常，除了干一些轻活儿外，还洗了自己的衣裳。第三天中午，吃饭前，四班的班长向筒道值班的杂务报告说刘川又不舒服了，杂务赶紧报告了队长，队长让卫生员去四班测试体温，测试的结果又是三十九度。

结果又是送到医院。

结果第二天早上医院一试表，体温又恢复正常。在医院观察了一天后，三分监区又派人把他接回来了。

这事，有点蹊跷了。钟天水再次找分监区长冯瑞龙商量，要求发挥犯人互监小组的作用，既照顾好刘川的身体，又互相监督，防止自残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