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对每个人的含意和标准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便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离开安心的日子就成为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心绪惶惶。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的幻想一天一天地破灭。我原来还曾心存侥幸，希望安心只是因一时情绪混乱而离家出走，她走几天心情平定了想我了就会回来的。我每天下班回家开门时都幻想屋里会有灯光和声响，门一开安心会扑过来偎在我的怀中，哝哝说着抱歉和想念的话。但每次把门打开时屋里都是漆黑一片寂静一片，这什么声音都没有的黑洞洞的屋子让我一次一次的，心死如灰。

那些天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打电话给清绵群众文化馆和南德缉毒大队的老潘，向安心的母亲和老潘打听安心的下落。安心母亲说不久前他们曾接到过安心的一个问候父母兼报平安的电话，此后再无她的音讯。老潘则干脆告诉我，安心自上次伤好离开南德后就从没跟队里联系过，这儿没人知道她的消息。入秋之后我再打电话老潘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安心母亲的电话似乎也换了，打了无数遍总是占线的声音。那占线的嘟嘟声一遍一遍地，让我的心情从烧灼渐渐变得冰冷。

我再次给安心的父母写了信，信还是寄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八天过去了，两周过去了，那信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一个月之后，邮局竟然将那封信原封退回，信封上歪歪斜斜地贴了一张打印的条子，上说：查无此人。

我拿着那封退回来的信，足足愣了半个小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一天一天地麻木起来，不再期待奇迹发生。我下了班甚至不再回家，我不想一个人回到那黑暗和寂静中咀嚼凄凉。要么睡在单位，要么和同事一起出去深夜泡吧花钱买醉，醉了就大声说几个荤段子，让心痛的感觉在无痛的笑声中被酒精磨掉。我很久很久没到酒吧去了，那灯红酒绿拥挤嘈杂的地方像一个历史的标志，让我在几秒钟之内闪回了自己的过去。所有曲折坎坷，所有恩恩怨怨，都在我眼前毫无秩序地涌过，涌过之后我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醉眼迷离，混混沌沌，我恍惚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从来不曾经历任何刻骨铭心的相遇，这让我越来越渴望和放任那些深夜的酩酊大醉，因为清醒时总能找到一些知觉，包括我早已厌倦的伤心和苦闷。

在酒吧那种地方经常邂逅的，是过去那帮半熟不熟的狐朋狗友，还有和我曾经交往过的那些女孩子。碰上狐朋狗友大家总要在一起胡侃一通，都是些无关宏旨的废话。对那些女孩子我刻意回避和冷淡她们，看到她们会让我情不自禁地进行某种对比，和安心比她们全都俗不可耐，全都让我没有兴趣。我不愿因为这种对比而再想安心。安心已经走了，不再回来了，不属于我了。我历史中的这一页，不管多么缠绵动人，已经彻底翻过去了。翻过去的历史永远不会再翻回来，我一味陷落在往事中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

在酒吧我还碰见了刘明浩，只碰见了一次。他和几个做生意的朋友在一起，没精打采地喝着酒，人显得很老。他说他快和李佳结婚了，所以不方便总出来胡混。他问我现在干什么呢怎么一夏天见不着人啦。我没说我和安心去云南的那一段事，那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我心情不好不想向任何人唠叨，不想拿自己的唏嘘去换别人的惊讶。我只是淡淡地说我现在在一家赛马俱乐部上班呢工作太忙，你朋友当中有爱好骑马的吗你介绍他来。刘明浩要了我的名片，说他就爱骑马有空过去看看你们那儿远吗。我说：不算远，出三元桥往东开车十分钟就到。他问：那安心呢，她在哪儿上班呢？你们的事儿到底办了没？我没接话，不置可否。他又说：这女孩的本事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生生把你给变了一个人，你现在也不爱出来了也不爱说话了什么事都不跟哥们儿说了我以后结了婚可千万别成你这样。我闷头喝酒，喝干了酒冲他笑，我笑着说我跟安心早吹了，真的，骗你王八蛋。他半信半疑地笑：你们又吵架了吧？你们俩都是小孩子，在一块吵架是正常事，吵吵就好了。我喊服务生拿酒，说：我们真吹了，吹好长时间了，她都走了，大概回老家了。刘明浩看我表情，有点信了：为什么呀？是你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孩子的问题？我不说话，又接着喝酒。刘明浩见我情绪不好，就摆出一个战壕战友的架势，安慰我说：咳，我和李佳，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我跟你一样，弄不好到头也得吹！孔老夫子说得好，惟他妈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我和刘明浩，也有恩怨，但我们还是朋友。我也搞不清刘明浩这种人是君子还是小人，难养不难养，可交不可交。但无论怎样，刘明浩都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的角色。我的经历中出现的三个最重要的女孩子，都是因为他而认识，而交往的。

那天我和刘明浩都喝醉了。我们半夜三更歪歪扭扭地晃出酒吧，走在马路当中拦出租车。分手时刘明浩口齿不清地冲我大声叫道：“嘿，杨瑞，想开点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明儿大哥再给你发一个好的来！你现在喜欢生的还是熟的，啊？”

我挥挥手，什么都没说。我挥完了手就钻进出租车，一进车子我就吐了，吐了一坐位。司机钻出驾驶座，拉着我非要我赔钱不可。刘明浩也过来了，我们两个醉鬼和那个倒霉的司机纠缠了半天。后来我也忘了赔没赔钱，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回了家，好像是刘明浩送我回来的……一切过程都忘得干干净净。

渐渐地，醉过几次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我在赛马俱乐部的经理和同事们的眼里，又恢复了正常。他们后来也都知道我那一阵的神魂颠倒是因为失恋。经理让我做了几个星期的后勤工作，后来见我没事了脸色如常了便又让我坐回到值班经理的写字台上，每个人都为我能走出这场痛苦而感到高兴。

我“官复原职”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会所里就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进前厅就直奔值班经理的台子这边走来，走到我面前不请自坐。我那时正接着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外打过来预订宴会的，我一面向那位在我面前坐下的女客打了个抱歉请稍候的手势，一面记下电话里那老外提出的时间、人数和有关要求，然后和他协商了价格、场地和台形等等。打完电话我暂时没有整理这份乱糟糟的记录，抬头向对面那位女客投去温文尔雅的职业化的微笑，但那微笑只“职业”了几秒钟就立刻凝固在我惊讶的脸上了。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说：“哦，你是贝贝！”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作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

我把价格记在预订单上，又问：“请问您订几位？”

贝贝说：“四位。”

我边记边问下去：“请问您订什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