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一个多月过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民国29年（1940年）元旦。

常校长照例发布了新年文告，号召全国军民坚定决心、继续抗战。

到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日军虽然已经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但是中国的处境却变得更加的糟糕。

一个最为浅显的事实就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各项开支却是剧增。

官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相比抗战全面爆发前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陪都重庆，权贵集团的各种醉生梦死、夜夜笙歌，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杜牧一首名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陪都重庆是一派亡国景象，前线更糟！

日本的和谈其实只是假象，他们的真正意图却是诱降！

诱降的对象也分级，最大的目标当然是常校长，但是日本人对常校长基本没有抱什么期望，他们的真正的目标，是手握大权的国民党高官，以及前线手握重兵的国军高级将领，这些人才是日本政府的重点诱降目标！

为了诱降这些目标，日本政府也真是不惜血本。

不过效果也是极好，从38年的下半年开始，便陆续有高级将领投敌，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个叛国投敌的高潮。

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键、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都在这时候投敌，跟随他们一起投敌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国军！

这种大规模的叛国投敌行为，对于军心士气的打击是空前的。

所以，在整个39年底到40年初，整个战场的气氛都很压抑。

浙闽战区取得义乌大捷所带来的士气提振效应，也荡然无存。

这时候，身为国府最高领袖，常校长最该做的，应该是下定决心，以大毅力、大勇气整顿史治官场，整肃部队军纪风貌，重新军心民心凝聚起来。

然而常校长却并没有这么做，他脑子里始终绷紧的只有一根弦——权力倾辄！

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当正面战场上所面临的来自日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之后，常校长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整肃部队，更不是整顿史治，而是打压清除异己，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以及新四军！

于是在山西、华北乃至苏鲁战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磨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