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 杉(译注：对克勒格尔先生的呢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创你 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 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 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 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 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 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 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 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 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 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 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 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 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 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 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 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 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 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 路一样满地抛撤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 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 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 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 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 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 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 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 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 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 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 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 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 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 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 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 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 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 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 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 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