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很节省，只有我用电报询问她时她才拍 电报给我。与天津的信件往返变得越来越慢了。妻子已20天没有收到我的信，虽说 至今我已发了3封。
所有报纸全是报道日本空袭南京的消息。
10月15日
下雨天。上午很安静。14时响起警报，一直持续到16时，不断听到飞机马达的 轰鸣声，但从我们的院子里看不见飞机。留在家里的韩(湘琳)先生打来电话说，在 他那里(鼓楼前面)听到浦口方向有炸弹落下的声音。
今天清早，我去了纳可缮公司，它的办公室就在我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对面)。 人们以为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会得到特别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距离它并不远， 水厂肯定迟早又会受到袭击。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建造了一 个防空洞。在我的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防空洞，就是说，他们朝小山 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面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十足的矿工式建筑， 甚至在门口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但我还可以给他们出个好主意，就是 要筑沙袋路障，保护洞门不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干的话，应该具有真正 的保护性能。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10月16日
晴空万里。令人奇怪的是好长时间很安静，因而我得以去访问铁道部、交通部 和中国银行。午饭后，14时30分，响起了警报。我看到高空有3架日本飞机，受到了 高射炮的射击，后来就在天空中消失了。在南面，密集的炸弹像下雨，无法看见飞 机。15时30分解除了警报，16时30分警报再起。天气好极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 也没有飞机。日落时，从北面飞来两架中国飞机，在南面降落。18时30分警报解除。
刚才，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受到了日本人多少次空袭。根据我 的计算，我们只受到12次轰炸，由此整整损失了14个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2个工作 日。
我刚才从德国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妻子10月2日从天津的来信。她很想到这里来。 我该怎样答复她呢？据说特劳特曼夫人在劳膝施拉格尔博士的陪同下来南京，现正 在途中，对此我感到惊讶。夫人们当然可住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但我认为这也 不是妥善的办法。一旦响起警报，轮船就要起锚溯江而行驶向安全的地方，轮船上 的夫人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亲人留在城里，就会焦躁不安，最终还得忍受一切痛苦， 为此必须要有健康的心脏。夫人们要是像我妻子那样长期位在城外，她们就会承受 不了。为什么要来经受这种危险呢？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妻子都在安全的地方而感到 很高兴！
10月17日
星期日，多么美好的天气，天空万里无云，也没有空袭！里贝先生还没有看过 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中山陵的牌坊和墓道上的建筑物和 墓室都搭起了竹脚手架，外面还都包上了油布。这是不是为了防止炸弹碎片？谭延j] 墓那里也是如此，拱门、大理石柱、石狮和长寿龟全都用松树枝遮盖了起来。就连 古老的明孝陵也不再让人进去。整个陵园地区停满了军用卡车(都是空车)，随时准 备待命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打着磕睡。就是说，最高统帅就 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
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译注：今称美龄宫)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 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我们不再伤脑筋去思考今天为什么日本人没有来空袭。也许他们认为天气太好 了！确实不应该去扰乱秋天里的一个如此美好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们对此表示 同意！
刚才听我们的佣人说，施罗德博士先生今天从汉口回来了。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日本人则声称，已经查明中国人使用过 毒气。这肯定仅是一个借口，他们想以此先发制人，并逃避人们的谴责。据这里一 份报纸的文章证明，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今天到达这里 的一期德文上海报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对国际新闻界表演毒气袭击》。文章报 道说，日本人竭力要把使用毒气的罪名加到中国人头上，但他们迄今也找不出证据！
我们大家怀着极大的担心等待着毒气袭击的时刻，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 有防毒面具。虽然已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在醋或其他液体中浸过的口罩 保护自己，以免受毒气伤害等简单方法，但这些应急的用品数量也不够，况且在紧 急情况下根本不顶用，因为它一点也起不了真正的保护作用。至今我只在中央党部 遇到几个士兵、警察和官员，他们带着长形的金属套筒，据说是防毒面具。私人即 中国老百姓几乎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东西。坦率地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据报纸报道，在日本人最近的一次空袭中，广西有700名平民被炸死或炸伤。
10月17日
7时，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为了商务事宜驾 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今天他亲自经历了对嘉定火车站的轰炸， 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从近处看看他。他把挂在 自己汽车上的卐字旗角拉起来，并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使飞行员能够确 信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必须要有一点勇气才行。假如日本人判断错误的话，就会 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克纳茨伯尔—休盖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 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雨点般的子弹扫射。阿曼先生留下来直到用晚 餐。我想听一点新闻，他很会讲。再说，他还从里贝夫人那里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 火腿卷，还要给普罗布斯特博士带一只柜式大行李箱到上海去。对这个箱子他很有 意见。他说箱子太大了，汽车门放不进去。再说，即使是新的，在上海也只值40元。 我不得不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说一些甜言蜜语。
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在1937年10月6日的来信中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给他回 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从他的引言中清楚地看出 他是多么为难。他，可怜的人，删去了一个多么好的开头部分。也许他是对的。这 个胡尔德曼先生，他的确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作为编辑的他不 能去触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偏偏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而只留下后面部分呢？下 面就是那封信的开头部分：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 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 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 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 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 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 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20岁，目前正在德国 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 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 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 的问候… ”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 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 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 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 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 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 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 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 剩下来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 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1．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2．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 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3．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 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 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