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 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 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 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 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 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 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 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 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 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 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 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 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 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 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 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 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 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 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 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 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 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 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 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 “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 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 “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 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 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索后,布瑟说:“好吧, 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 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 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 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 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 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 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 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 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 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 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 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 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 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 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 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 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 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 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 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 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 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 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 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