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糖专卖并非一个新鲜的创意。尤其是食盐专卖，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有着悠久的传统。乃至到了明清一代，一个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直接就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商团的命运。

盐糖专卖是一种垄断制度，一种借用国家工具实行的强力垄断政策。只是与一般垄断不同的是，盐糖乃是民众消耗的必需品，价格上不能以垄断为手段，谋取暴利。这不仅不符合国家垄断的目的，也不符合华飞的政治理念。但食盐生产的成本之低简直难以想象，垄断而由此带来的财政增收，对于当前的南京政府来说不仅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迅速产生一大笔收入，并不会对经济产生大的振荡和影响。

烟酒专卖对于中国来说也不稀奇，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后，第一家纸烟厂商在1889年才开设，而第一家卷烟厂商则是在两年后诞生。

1915年，北洋政府曾颁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卖栈组织法》，设立了“全国烟酒公卖局”，各省设立相同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不过当时所谓“公卖”，只是增加和整顿烟酒税，并没有把市场真正管理起来。而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南京政府在成立后并没有把北洋政府的政策法律体系继承下来，也就没有继续这种烟酒公卖制度。

烟酒专卖带来的利润是丰厚的，对财政增收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并且烟酒和盐糖不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提倡消耗的消费品，所以可以提高售价，以减少销售的数量。但数量的减少，却并不能影响这两种商品的暴利获取。

而且实现烟酒专卖也不会对当前的国家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当前国内的烟草公司大都以外资为主，民族资本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实力也不是很强。最知名的莫过于，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以10万元港币的资本额在香港筹建的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于1909年移师上海，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推出了“飞马”、“飞艇”牌香烟，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而近代最为知名的卷烟，美丽牌香烟，则还未诞生。

所以在这个时期实现烟草专卖，对于民族资本的损害有限，但是对于占据国内绝大多数份额的洋商烟草公司，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在烟酒专卖的计划案上，华飞对烟草和酒类专卖做了一定的区别。关于酒类专卖，华飞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禁酒类专卖限令的时间表。以1924年计算，这个酒类专卖限令的最短时间为二十年后，二十年后再酌情延续或者逐步解禁。

酒类专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这个时期的粮食产量与后世的差距那是无法想象的。水稻亩产四五百斤，那已是绝对的高产。如果某个地方有这样的稻种，那人们即使徒步几百公里，也必然会去讨要一点稻种。在这个普遍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水稻的年代，虽然人口不像后世那样膨胀，但是粮食危机却一直是政府每年的一个大难题。

华飞费尽心思，处心积虑多年筹建的战略物资储备措施，大部分都已经初见成效。唯独这个粮食，几年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粮食，却先后因为海原大地震，尤其是上次的全国性大旱，让储备粮消耗几乎殆尽。虽然华飞早就开始了有关杂交水稻的专项研究启动，但这类改变世界乃至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发明，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面试成功的。

所以酒类专卖，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酒类的销售，节约粮食的方法。不过相对于烟草专卖，酒类专卖在市场上激起的应激反应肯定会大上很多。毕竟酒在中国历史悠久，更有无数的白酒酿造世家，这对他们的影响颇大。而且在目前社会上，洋酒对中国的冲击有限，整个中国主要是国产白酒的天下。所以华飞在准备在酒类专卖上给出一个时间限额。也就是让反对者的声音可以削弱一些。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却在这里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那就是酒类专卖的结束时间，与历史上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时间上相差不多，巧合度让人惊叹不已。

新的完善的详细法令很快推出，与盐糖，烟酒专卖法案同时颁布的还有南京中央政府去年的财政经济报告。在报告中，南京政府对于当前遭遇的财政危机没有做过多的隐瞒，坦诚政府当前面临的巨大财政危机挑战。在这份年度经济报告中，南京政府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烟酒，盐糖专卖就是财政增收的办法之一。

此外，南京政府还制定出新发售一批国债的计划和向国外银行贷款的意向。同时对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改革和压缩。压缩的主要方向为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和公用消费支出，甚至军费的支出。对于有关基建和民生领域，仅是控制支出增长，不新增支出，维持原有的支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