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监狱时已经是1975年了，从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五年，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统一行动的，抓捕对象是旧政权的军、警、宪、特人员。其实“肃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凭他保密局中校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员罗梦云的死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党不会轻饶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认命了。干特工这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当年他的助手叶兆明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才，英俊潇洒，勇气过人，接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当年特训班的业务尖子，精通四国语言，不少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见叶兆明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特工，才执行过两次任务就丢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这个命，而徐金戈这条命又何尝不是捡来的？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白赚了，徐金戈知足。
多亏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为徐金戈做证，徐金戈活不过“肃反”这一关。应该承认，方景林还是很念旧情的，为了使徐金戈能免于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终他提出的三点理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徐金戈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还有一点，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时主动与中共北平城工部联系，按政策应算起义人员，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贡献。
办案人员承认了前两点理由，否决了第三点，他们认为，徐金戈的起义是被迫的，当时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他徐金戈不起义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反而有投机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终被从宽判处了无期徒刑，一条命算是保了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方景林为徐金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徐金戈是领情的。
徐金戈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1959年，国家宣布对部分前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监狱里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谁知这次特赦并不包括原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只是在原国军高级将领中选择了部分确有认罪表现的人实施特赦。大家空喜欢一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
“照理说，官儿越大罪过越大，怎么把大官儿倒放了，官儿小的就该把牢底坐穿？”
监狱管教人员也向大家做工作：“别着急，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只要你们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机会。”
囚犯们终于安下心来，继续改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开始，大家谁也不盼着出狱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外边已经闹翻了天，到处在抄家打人，别说是他们这些真正的“五类分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大学教授、京剧名角、艺术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这时囚犯们才擦着冷汗庆幸道：“老天爷，还是共产党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们‘赦’出去，这会儿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还是监狱好，简直是个保险箱，得，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监狱里养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没有任何亲属，他早已心如古井，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也从来不做重返社会的美梦，在漫长的二十五年监狱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机会越狱逃走。那时他还年轻，凭他受过的训练，逃出这座监狱似乎不算难事，但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逃出去了又怎么样？偌大的一个中国，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终逃到了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会如何对待这个“投敌”人员？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他厌恶这个政权。
1975年，根据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报纸上总是出现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宽的《盐铁论》，就是什么“商鞅变法”“西门豹”之类的字词，让文化不高的老百姓们看得一头雾水。其实，这是几个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说今的把戏，想整倒政敌却不能明说，就拿古人说事儿，先造舆论，从外围入手，由表及里，在理论上做文章，把对手搞得半夜做噩梦，惶惶不可终日，这才发出致命一击，让政敌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马。这招数是“”中大人物们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变成一种固定模式，连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报纸上出现什么古文，肯定是什么人要倒霉了。
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当初运河曾流经于此，这里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所以叫作鲜鱼口。离这不远处有叫三里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证明了这一点。凡有水的地方，都曾经是兴旺之地，当时鲜鱼口的名声比对面的大栅栏还要响亮。
徐金戈记得当年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炒肝的天兴居、兴华池澡堂、便宜坊烤鸭店、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这都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天成斋做的双脸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两条皮脸，好看结实也不贵。黑猴百货店里卖的是针头线脑，门前有个楠木做的黑猴捧着金元宝笑脸迎客，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华乐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
徐金戈记得抗战胜利那年，他陪乔家才站长在华乐戏院看过京戏《挑滑车》……眼前的一切都已残破不堪，当年的华乐戏院倒是还在，名字却改成了“大众剧院”，幸好兴华池澡堂还没有拆，居然还在营业，徐金戈走进澡堂买了张澡票。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澡堂里顾客很少，他冲了淋浴便在卧榻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徐金戈抬起头看了看，见存衣柜的另一侧有几个老人在大声说笑，这些老人看样子都有六七十岁了，从他们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大声吵闹的行为上看，应该属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徐金戈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这几个老人的嗓门实在太大，他们好像在议论“”中的一些事。
“我说，满世地抄家那年应该算民国多少年呀？我一算这个就犯晕，脑袋里老想着民国历。”
“我看出来了，您脑袋瓜儿里尽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国历算，应该是民国五十五年。”
“对，就是那年，老哥儿几个还记得吧？那年热闹呀，我从虎坊桥蹬着车奔天桥去，这一路上就没消停，到处都在抄家，砸东西，这么高、这么粗一咸菜坛子愣从四楼扔下来，‘咣’一声砸马路牙子上啦，咸菜汤溅出好几丈远。当时我还纳闷，谁呀？这不抽风吗？您抄家就抄家吧，干吗跟咸菜坛子过不去？好嘛，下午我给‘全聚德’送货，一瞅可了不得，红卫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给卸下来扔火里烧啦，敢情那仨字是锡做的，一进火里就化了，‘全聚德’的经理正撅着屁股让人斗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红卫兵在一边儿数落着，烤鸭是劳动人民吃的吗？你们怎么专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管事儿的厨子点头哈腰地问红卫兵，小将，小将，您下指示，明儿个我们卖点儿什么好？红卫兵说，打明儿个起卖窝头吧，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全聚德’还真卖上窝头了，三分钱一个，窝头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饭庄，窝头蒸得都比别处地道，‘全聚德’什么时候这么红火过？那长队排的，都排到前门楼子了……”
“扯淡，这也算排队？我告诉你，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辆洋车出毛病了，修车铺说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说了，那我这三天的饭辙怎么办？总不能拿根绳儿把嘴扎起来吧？咱得想辙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摊儿卖上酸梅汤了，俩大子儿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见我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只管低头舀汤，等锅见了底，我抬头一瞧吓了一跳，您猜怎么着？这大队排的，从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楼了……”
几个老人大笑起来，一个没了牙说话漏风的老头儿笑骂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么就看见西四牌楼啦？到西单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儿也能拐弯儿？”
这时一个胖老头儿下身围着毛巾从热气腾腾的浴池间里出来，朝几个老人打招呼：“哎哟，老哥儿几个，有日子没见了，今儿个可得好好聊聊。”
“这不是老车轴吗？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么回事儿？”
胖老头儿笑呵呵地摆手道：“别提啦，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家丑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说说，哥儿几个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给您气受啦？”
“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横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儿一躺，老婆子上赶着给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着，要说日子过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样，一到晚上睡觉我就犯愁，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我家老婆子总拉我干那个，我说我不行了，我都多大岁数啦？孙子都有了，再干那个可有点儿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干，愣是跪下来求我，我他妈……一怒之下，一脚就把老婆子从床上给踹下去啦……”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老车轴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岁数？”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岁，今年七十九啦。”
老头儿们哄笑起来，徐金戈这才听出来，他们是在寻开心，那胖老头儿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他老伴儿恐怕也是这般光景了，哪还有劲头儿干这个？徐金戈半合着眼，仔细听着老人们的调侃，他第一次感到纯正北京话的鲜活，也只有北京的底层社会才能保持这种方言的鲜活和生动。
胖老头儿突然大惊小怪地喊：“哟嗬，这不是文爷吗？您可是半天没言语了，今儿个是怎么啦？每回见面就数您话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话痨儿’呢。”
“不着急，我算看出来了，老哥儿几个哪是来洗澡的？是来舒坦嘴的，不让你们说舒坦够了行吗？要是文爷我一开口，还有你们插嘴的份儿？”
“得嘞，文爷，您只管说您的，今儿个有的是时间，对了，上次您说六六年有个红卫兵头儿拎着酒来看您，说是请文爷出山，想摆平什么人，有这事儿吧？上次我听了这么一耳朵就没下文了，这回您接着说。”
“嘿，还记着这事儿哪？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儿。那年红卫兵先是抄家、砸东西，后来该抄的抄了，该砸的砸了，又没得玩啦，又琢磨着揍小流氓了，这下子揍出点儿麻烦来。西单那边有几个小子，让红卫兵追得走投无路，都跑到宣武门教堂的二楼上，拿着菜刀和棍子守在楼梯口，专等红卫兵，上来一个收拾一个，瞅这架势是要玩命了。红卫兵把教堂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可谁也不敢上去。那红卫兵头儿没了主意，跟手下人说，去！打听一下，西城这一片儿谁说了算？当时有人说了，这还用问？文爷呗，这事儿还非得搬文爷不可，要不然派出所警察来了也没戏，就这么着，那红卫兵头儿拎了两瓶‘二锅头’，两条‘大前门’，还有俩点心匣子，死说活说求我出山，咱收了人家东西，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吧，再者说，连毛主席都给红卫兵戳着，文爷我怎么说也得意思意思吧？那天我穿了一条练功用的灯笼裤，腰上扎一条三寸宽的板带，脚上穿一双‘踢死牛’，上身光着板儿脊梁，咱这身腱子肉就这么翻着，我噔噔噔就上了楼，那几个小子见有人上去，菜刀棍子都举起来了，说话就要血溅教堂啊，您猜怎么着？一见了我立马没了脾气，领头儿的那小子说，哎哟，这不是文爷吗？您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啦？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还劳您跑一趟。我说了，谁让你们跑教堂来了？这是人家念经的地方，不是耍胳膊根儿的地儿，都他妈给我滚下去，我跟红卫兵说了，人家答应不揍你们。领头的那小子说，得，文爷，我们听您的。本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时又出了个岔儿，有个小兔崽子不是西城这一片儿的，没听说过文爷的名号，嘿！敢跟我叫板，他小眼儿一瞪说，你这老棺材瓤子是打哪儿蹦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当时我就怒了，你个小兔崽子，活腻歪了吧，敢跟你文爷这么说话？我一个‘通天炮’正中他鼻子，紧接着又是一个‘黑狗钻裆’，把这小子扛起来，他滴溜溜像个风车一样在我头上转了十几圈，然后我一发力，嘿！愣把这小子从二楼顺下去啦……”
老头儿们大笑起来。
“老文哪，你就抡圆了吹吧，留神把税务局的人吹来，让你上税。”
“老文，我记得你这辈子摔死的、打死的有七八个啦，公安局长是你大爷吧？要不然你咋还好好地坐在这儿。”
连徐金戈都被逗乐了，喜欢吹牛的人不少，但这么能吹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听这人说话怎么有点儿熟悉，难道以前见过这个人？二十五年了，多少记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徐金戈努力在头脑中搜索着支离破碎的回忆……二十五年前的往事犹如被迷雾笼罩的山峦，朦胧而遥远，一朵火花倏然一闪，从茫茫无涯的历史深处划过，被悠长岁月尘封的许多往事在一刹那间像被灼亮的光源所照耀，全都像电影画面一样鲜活地呈现在徐金戈的眼前……天哪，这是文三儿，他还活着？徐金戈发现，二十五年来流逝的岁月并没有淹没掉记忆，它们贮藏在徐金戈的记忆深处，每一个细节都保存得完好无缺……
徐金戈走到文三儿面前，仔细辨认着：“你是文三儿，还认识我吗？”
文三儿的头发眉毛都白了，背也驼了，黑乎乎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就像一截老树桩，文三儿愣了一下，马上就认出了徐金戈：“您是……哎哟，您是徐爷……您还活着？”
文三儿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徐爷……我还以为您被枪毙了……这么多年了……您在哪儿啊……我总梦见徐爷您，梦见您送我的那辆洋车……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您了……呜呜呜……”文三儿哭了起来。
徐金戈在这一瞬间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从杨秋萍死后，他觉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随着死去，早已变得心硬如铁，却没想到今天自己还会激动，还会有一种见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着文三儿的手说：“文三儿啊，我还活着，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现在也该赎清了，见到你真高兴，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文三儿用浴巾擦了擦眼泪鼻涕：“徐爷，一言难尽，我过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唠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们现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请您吃饭。”
北平和平解放后，最先倒霉的是文三儿，这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他那张臭嘴。解放军进城后，新贴出告示，要求凡在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工作过的人尽快到各区的登记站进行身份登记，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隐瞒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那段时间里，各城区的登记站前排起了长队，文三儿路过时还经常停下来看看热闹。这些排队的主儿都蔫头耷脑，显得忧心忡忡，文三儿很有些幸灾乐祸，倒退几个月，这帮孙子可不是现在这模样，见了臭拉车的没说话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来这世道是真变了，穷人还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这儿，文三儿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裤衩子那来顺，自打解放军进了城，那来顺对文三儿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见了文三儿爱搭不理的，有好几次，车行里的伙计们聊天，只要文三儿一开口，那来顺的话就横着出来，每句话都能把文三儿噎到南墙上。文三儿觉得犯不上和那来顺置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来顺如今是屎壳郎变季鸟儿——一步登天了，他一个远房侄子跟解放军进了城，现在是区的工作人员，那来顺立马抖了起来，觉得“同和”车行搁不下他了，连孙二爷的车份儿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孙二爷，这老东西连个屁也没敢放一个。
文三儿终于在一天夜里被几个武装士兵从被窝里拎出来，戴上手铐拿进公安局。持续二十四小时的突审把他审得头昏眼花，审讯者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军统？你的上级是谁？为什么不参加登记？”
文三儿大呼冤枉，说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军统的大门朝哪边开，自己就是一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就是上赶着往前凑人家军统都懒得搭理。
负责审讯的干部刚从作战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本来也是个粗人，他一听文三儿绕来绕去，车轱辘话来回扯，顾左右而言他，便心头火起，认定文三儿是个受过反侦察训练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儿，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再不老实交代我一枪毙了你！”
而文三儿还没到三分钟就尿了裤子……
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不存在的“军统特务”是文三儿自己吹出来的。怨不得别人，文三儿为自己这张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白白蹲了一个星期的号子。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使坏的没有别人，除了那来顺这王八蛋，不会有第二人。
肖建彪、孙二爷都是1950年“镇反”时被拿进大狱的，彪爷进去没几天就给毙了，据说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至于孙二爷的罪过，当时办案人员还有些争论，有的人认为孙二爷虽说是个老流氓，但没有什么血债，论罪不该死。有的人却认为像孙二爷这种社会渣滓杀一个少一个。后来办案人员决定，还是让群众评议一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区公安局和区的工作人员把孙二爷押到“同和”车行，召集车夫们开了个控诉会，鼓励大家大胆揭发孙二爷的罪行。车夫们发言都很踊跃，那来顺蹿上去照着孙二爷的老脸就是几个嘴巴，他咬牙切齿地骂道：“老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区主持会议的干部当即表扬了那来顺：“还是这位工人兄弟觉悟高，对敌斗争的态度很坚决，我们要向那来顺同志学习！”
那来顺受到表扬便有些搂不住兴奋，他请示道：“同志，你们甭管了，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们得啦，我保证把他打出屎来。”
当然，公安局的同志坚决制止了那来顺的冲动。
文三儿在会上也以受害者的身份发了言，当说到孙二爷逼迫自己每天早起遛鸟儿时，文三儿还掉了几滴眼泪。至于孙二爷为遛鸟儿免他车份儿的事，文三儿则闭口不谈。当区的工作人员为孙二爷的定罪问题征求大伙意见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毙了算啦！
结果孙二爷就真的被枪毙了，罪名是流氓恶霸。
没过多少日子，那来顺由于对敌斗争坚决，被作为工人骨干调到一家工厂与资本家做斗争去了。
文三儿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过白连旗和德子，这两位爷正灰头土脸地给人家当小工呢，文三儿寻思，这就对了，新社会可不养闲人，八旗子弟怎么着？您凑合着筛沙子吧。
文三儿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平淡，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似乎和一个车夫没有太大关系，只有一件事使文三儿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公私合营，文三儿加入了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企业——货运联社，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元。这倒是件好事，旱涝保收，干多干少都是四十二元，比起新中国成立前饥一顿饱一顿的强多了，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徐金戈送他的洋车稀里糊涂成了公产，文三儿为此心疼得失眠好几夜，幸亏第二年联社统一淘汰了人力车，全部换成脚踏平板三轮车，文三儿的心里才恢复了平衡。
1966年“”运动爆发时，文三儿整好六十五岁，按他的年龄五年前就可以退休，但文三儿考虑到退休后的收入会减少，再加上身体也不错，所以就没办退休手续。
对“”的认识，文三儿和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没什么两样，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平淡，提不起精神来，这时猛不丁地来场运动也是件挺热闹的事儿，不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数了，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揪了出来，正撅着腚挨斗呢。
文三儿感到很兴奋，有一次他从绒线胡同经过，看见红卫兵正在斗争一个胖子，据说此人是个资本家，文三儿停下三轮车冲进人群，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脚，胖子摔了个嘴啃泥，文三儿由于用力过猛，一时收不住脚，也跟着一头栽倒，把嘴唇都磕破了，靠两个红卫兵小将帮忙才站了起来。
文三儿的举动引来围观人群的一阵喝彩，一位女红卫兵还夸奖了他，这位老大爷觉悟真高，在旧社会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文三儿在众人的称赞中凯旋般地骑车离去，心里很是受用。这些批斗会使文三儿有了一定的感悟，幸亏自己是个穷人，这年月当个穷人好处实在太多了，至少是没人惦记你，算计你，一个穷人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沙粒，一旦掉进沙堆里别人想找也找不着，文三儿觉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