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上的人都很艰难，可朝臣们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他们先攻击宋荤，然后，再攻击马德，再之后，吵成一团。

可是，这种争吵没过多久，朝臣们就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争吵其实一直是自己和自己打嘴仗。真正的相干者，马德和宋荤等人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实际的伤害。因为，他们这些朝臣的手都伸得不短，同时在漕运和盐课两方面沾便宜的占了大多数。而他们如果支持盐商的话，就不能出言反对高粮价，可那样一来，漕运势必难以进行；可如果支持漕运的话，又必须让盐商放弃哄抬粮价，而那样又等于让盐商们去自杀。对此，有些大臣调整了策略，转而重新攻击马德，可是，马德“自卫反击”的理由充分，谁也撼之不动；又有人意图攻击宋荤的海运，可是，如果海运不行，直隶必然挨饿，谁负得起责任？所以，这种攻击也只能无功而返。最后，有大臣想请康熙多出钱，好让漕运得以顺利运行。可是，康熙以西北、四川等地急需钱粮为借口就是不答应。

于是，事情僵持了起来，宋荤也一直按部就班的执行着自己的海运计划。

而海运一旦开始，漕运必然损失巨大！

所以，朝臣们一夜之间挠掉成百上千根头发的不在少数！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开始朝着漕运和盐商们开火了。

在江苏晃晃悠悠过了一阵，又在河南和于成龙泡了一段日子的郭大御使也回来了，此人本着“折腾就折腾个底儿朝天”的宗旨，一上朝堂，就向康熙递交了一份奏折，不仅极言漕运和纲盐法的弊端，连清廷的另一件大事，河务，也给扯出来使劲“涮了涮”！

郭琇指出：漕粮的运输费用过高，损耗也太大，运送一石漕粮，往往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经费。为此，朝廷就不得不向百姓转嫁漕赋，而如此一来，官员便往往以此为借口横征暴敛，定额一石，常实征三至四石，有时甚至高达七至八石。另外，维持漕运的损失过大：一是为修治运河通道要支付巨大的河工费，二是为维持运道水量不多不少，时常给沿运河一带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三是为挽救运漕粮要修造数千只漕船，要支付运丁的巨额补助银两，四是各处各级官吏借漕粮的征收兑运而中饱私囊。以上种种开支最后都转移到百姓税户的身上。总之，如果仍维持目前的漕运制度就是极大浪费，害多利少。再不整治，早晚必成朝廷一大锢疾。

另外，纲盐制使得盐商垄断盐课，造成盐价不断上涨，百姓的负担加重，结果官盐滞积，私盐活跃，以致朝廷的盐课收入日益减少，形成“上、下交病”的局面，如今盐商更是上下其手，不仅意图以盐迫官，竟还敢联合起来与朝廷对抗，“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再纵容下去，必然使得朝廷威望大降。所以，应当立行票盐法而废纲盐法。

而对于河务，郭琇也认为是一个贪污渊薮。他指出，虽然前有勒辅，后有于成龙、陈潢等人忠于职守，可是，河务官员依然有不少人从工程和料价上下手，用虚报工程数量，增加河工料价等方法进行贪污。使得朝廷每年都必须拨出大量经费治河。可是，由于河员贪污中饱，长此以往，只会造成花费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的结果。最后，他直接对康熙指出：“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清末魏源语）。

除此之外，郭琇在向康熙递上了自己的奏折的同时，也把于成龙、陈潢、彭学仁、封志仁四人联名的一份奏折也上呈给了康熙。于成龙、陈潢等人的这份奏折以勒辅曾经说过的一句指责某些漕运官员“只顾治运，不顾治黄”的话开头，指出若想彻底治理好河务，必须“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奏折上指出，运河时常堵塞是因为与黄河相联，泥沙淤积，以及黄河的河道变迁。而往常治河，大多是只注意漕船需要经过的地方，若是其它地方决口，就很少关注。如此以往，只会黄河河水持续泛滥或者再次改道，运河也最终难以保全。……所以，如果想彻底解决河务问题，就得暂时断绝漕运，先把一切整好再说！

……

这两份奏折几乎就是一套组合拳，打得不少文武官员都是晕乎乎的。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事情的性质。虽然满朝文武在纲盐法和票盐法两种盐法之间的争执已经是在争的一个废除与否的问题，可是，漕运方面却不一样，他们只是争的一个暂不暂停的问题。而如果按照郭琇、于成龙等人的奏折，就是说为了治好黄河就一定要先行停止漕运，那得等多少年？那跟废除漕运又有什么不同？

于是，马蜂窝终于捅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