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岁起，大明朝持续十来年的风调雨顺似乎到了头，尤其是北方各省，晴雨季节不按时序，春夏宜雨却一直旱，秋天宜阳又银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

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了不得的大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主要的人口都是靠天吃饭、地里刨食。一旦出现歉收绝收，若官府再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催缴田赋一如往曰，用暴力对待欠税，就会出现大量农民破产。失业农民背井离乡，就会形成未及王朝根基的流民潮。

作为见证了大明朝从泥潭中一步步挣扎出来的老臣，沈默没有被眼前轿马挤塞于途，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所麻痹，他深知百姓之艰难，今曰局面之不易，岂能让京畿之内辇毂之下，再出现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

好在朝廷为了保护条编法的稳定推行，防止米贱伤农，在接连丰收的六七年里，采取了‘不存余银、超量购粮’的政策，早就囤下了足够二十年支取的粮食，哪怕出现现在这种大面积的歉收绝收，不得不开仓赈灾，也可以维持五六年时间。

家里有粮，心里不慌，但一点也大意不得。因为以他过往的经验看，原先大灾之后，朝廷也不是没有拨给赈灾粮，但为什么依然饿殍满地呢？主要原因不是赈灾粮不够，而是各级经手的官府层层剥皮之后，最后灾民反而所得无几。

为了避免赈灾肥官，将粮食尽可能多的送到受灾百姓手中，沈默派兵将各地常平仓保护起来，由户部派专员负责放粮。并把那些整天聒噪的科道言官踢到省里去，监督整个赈灾过程。对于受灾府县的地方官员，按照受灾的严重程度，将考成指标从税收额度，换成了百姓生存率。沈默在下发给各州县的廷寄中强调——给你多少粮食，就必须给我养活多少百姓，化人场烧化超过一定数量，你就直接把这身官衣也烧了吧！

在赈灾一事上，他表现出了与对税收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收税，他总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果情有可原，可以适当降低考成，以免地方官对百姓逼迫太甚。但对于赈灾，沈默毫不通融，去岁到今年，接连查处了三十余名救灾不力、克扣钱粮的官吏，全都罪加一等，严厉处置，任何人说情都没用。

在他的严加管束之下，地方官们只好老老实实赈灾。当然沈默也没有只给任务不想办法。他一方面命各级官府抗灾自救，在各省推广一种抗旱高产作物——已经引进大明十余年，并在福建成功试种、育种成功的红薯。一方面命工部组织兴修水利工程，仅直隶一省，便兴修一百三多处引水渠、疏浚河道两千余里，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调节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平衡，同时能使大量的青壮有口饭吃，不至于游手好闲，扰乱社会。

这场长时间的天灾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向吕宋、安南、占城等地的移民工作，大大受益于此。下南洋可以致富，早就已经家喻户晓，但因为故土难离，在能吃得上饭的时候，老百姓不会考虑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吕宋去谋生。但连饭都吃不上时，与其留在家里等死，许多人便决心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闯出一条康庄大道呢。

怀着这种心理的不在少数，报名的人数激增。而地方官府迫于考成压力，放人要比之前痛快多了。当然，这也有税制改革的因素起作用，现在推行的条鞭法，是以亩计税，而不是人头计税，这使地方官不再那么在意人口的流动。

这天阴得厉害，沈默接见完派去各省监督赈灾的轮班御史，外面就已经黑沉沉看不清脸了，他刚要命人掌灯，外面疾步走进来他的侍卫长，附在他的耳边轻声道：“余先生来了。”

“……”沈默心一沉，半晌才点点头道：“让他到直庐等我。”然后也不急着回去，点起灯来继续办公。

过了盏茶的功夫，外面的天色越来越黑，而且还起了风，吹得值房的两扇窗户呼嗒作响，沈默才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喃喃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说完他便去后殿的食堂用过饭，还与几位大学士交谈了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直庐。

沈默进来后，余寅纳头便拜，然后站起身，立在他的右手边。直庐中没有掌灯，只能看到人的轮廓，但两人谁都没有点灯的意思。一片呜咽的风声中，沈默先开口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关口，任何通信方式都不保险，属下只能冒险来一次。”余寅幽幽道：“不过大人不必担心，这皇宫里跟我们的后院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