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以文辞才学进用，他的文章繁富瑰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典策，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士林都很称赞他，两制更是以其马首是瞻，他死后皇帝还赠太师，停朝三天，表示哀悼，可谓是极尽哀荣了。

而且在‘正忠恭成，端恪襄顺’八个字的排序中，‘恭’排第三，虽不算极好，但也不差。所以嘉靖才会有此一问，当听到张居正发笑，皇帝更奇怪了，道：“难道朕的问题很好笑吗？”

“微臣失仪，皇上恕罪。”张居正赶紧道歉道：“微臣岂敢对皇上不敬？微臣笑的是王珪的谥号。”

“文恭有何好笑？”嘉靖沉声问道。

“文恭并不好笑，如果臣能得此谥号，那真要高兴的活过来。”张居正道：“但王珪得这个谥号，就让人笑那授谥之人不地道了。”

“此话怎讲？”嘉靖问道。

“皇上可知王珪有个很有名的绰号？”张居正笑道。

“三旨相公嘛，”嘉靖不由笑道：“这个谁不知道。”原来王珪从执政大臣到宰相，共柄国十六年，却没有任何立议倡明，一概奉承顺从。当时人把他唤作‘三旨相公’，说他他上殿进呈，对皇上说‘臣来取圣旨’；皇上批示完可否如此，他便说‘臣领圣旨’，绝不反驳；待到退下告诉禀告事情的人，便说‘已得圣旨，照着去办’。典型的传声筒，从不发表自己的主张。

再看他的谥号‘文恭’，那个恭字表面上是‘不专己善、守正不移’，但用在王珪身上，多少有讽刺他迟缓暗弱，从不立议倡明，毫无建树的意思。

再到后来，王珪又因在任时的某些事得罪，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削去赠官谧号，后来几经反复，在政和年间才又恢复。

无论如何，当时对王珪的评价不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华夏这片神奇的热土上，始终脱不离反道德论的桎梏，仿佛一个人的历史评价高，那他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反之就一定是不对；尤其是两者相遇时，人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支持前者。张居正反向利用这一规律，使自己有惊无险的顺利过关，还让嘉靖龙颜大悦，问他道：“这是你早就深思熟虑过的，还是为了应付责问，临时胡诌的？”

“皇上明鉴，”张居正道：“微臣是湖广江陵人，距离承天府不过百余里，向来引以为豪！能得以修撰《兴都大志》，自豪之情无以言表，早已暗下决心，呕心沥血也要将其修得尽善尽美，又怎会没有预先考虑到这事儿呢。”

嘉靖一听，哎呦，还是老乡哩！信任感登时大增，又听张居正道：“而其此事微臣也请示过总裁了，袁部堂也说是可以的。”

袁炜不得不点头了，他惯会察言观色，看嘉靖眉眼带笑，便知道皇帝被挠到痒处，张居正定会得到莫大好处了，这时候该如何选择，他当然不会犯糊涂了。便抬起头来，对嘉靖很肯定道：“是的，皇上，这事儿微臣跟太岳合计过，都觉着没问题才用的。”

嘉靖闻言龙颜大悦，对张居正最后一丝怀疑也消失不见了，终于彻底露出笑脸道：“都起身吧。”

“谢皇上。”两人齐声应道，然后站起身来。张居正感觉背上凉飕飕的，这才发现已经满是冷汗了。

张居正对于此事的解释深得圣意，嘉靖不仅不再追究他的责任，还让他和袁炜分别撰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以正视听。两人的政治觉悟都很强，立刻体会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是皇帝对大礼仪的最后定论，写好它绝对会得到嘉靖丰厚的回报。

但张居正却出人意料的婉拒了，他对嘉靖道：“论及作文，臣不及袁部堂的十分之一，不敢班门弄斧，还是专心修撰《兴都志》吧。”

袁炜是大明朝的‘一支笔’，论起写文章来，嘉靖当然对他信心更大，心说看来这张居正还有些自知之明。闻言问袁炜道：“袁爱卿意下如何？”

袁炜满脑子都是立功往上爬，便痛快的答应下来。这就是眼界上的差距，他光看到了写这篇文章的好处，却没看到将来的坏处，嘉靖在时，当然不无裨益，可一旦嘉靖崩了，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风向？万一新君否定先帝的所作所为，那这篇文章可就要了命了。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有时候失败的命运，都是在早些时候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