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及仇袁人士为污蔑袁崇焕而曲解、利用《明史》的问题

-南乡子-

“仇袁人士”认为《明史》是满清编纂的伪史，断定袁崇焕被怨杀是满清编造出来的谎言；断定袁崇焕杀害了“民族英雄”毛文龙，解除了对後金的威胁，让後金能全力进攻北京；声称袁崇焕就是该杀，杀得好。更有甚者，则说袁崇焕不是抗清民族英雄而是通敌谋反、残害忠良的秦桧似的民族叛徒。这些“仇袁人士”断定《明史》是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目的是让汉人痛恨崇祯帝滥杀无辜忠良，继而痛恨明朝，拥护满清。然而，只要阅读过《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明史》并非如这些“仇袁人士”所言的那样，“吹捧袁崇焕、诋毁崇祯帝”，反而还捧毛文龙贬袁崇焕之意。

一、《明史》的捧毛贬袁

《明史袁崇焕（附毛文龙）传》把毛文龙描绘成了积极攻杀後金，骚扰、牵制後金，还有“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的智慧，让“滿清”深恶痛疾，急欲除之的大明英雄：“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滿清镇江守将，……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滿清国东偏，……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七年正月，滿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时滿清恶文龙蹑後。”这就为《明史》诱导人们相信「正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才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因此袁崇焕是妄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是含冤而死，所以大明才会将“专戮大帅”作为处死袁崇焕的罪名之一」而铺下了道路。《明史》的描述，与诋毁袁崇焕吹捧毛文龙的“仇袁人士”的很相似。当然，《明史》同时也不忘记吹嘘一番後金的“神勇”。

《明史》对袁崇焕却是贬低的。且这种贬低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从人格、智慧到才能的贬低。《明史》编纂者或用形容词、用个人主观认识等方式把不相干的事实变成有因果关系；或用含糊其辞的方式编造事实；或巧妙地让人们将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误以为是事实。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相信了这种贬低。这说明这种贬低方法是很有杀伤力的。“仇袁人士”一方面说《明史》是伪书因此不可信，一方面却相信了这种贬低，并以此作为袁崇焕如何如何的根据。

《明史袁崇焕传》云：“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这就把袁崇焕与满桂的不和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志渐骄”。姑且不论《明史》编纂者说袁“志渐骄”的根据何在，可“志渐骄”怎麽就一定会导致“与桂不协”，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为恶劣的是，《明史》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而且这关系不好，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这就是在暗示人们：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将功劳据为己有，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私心大於公德，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妄杀”，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原来不过是《明史》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

《明史》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

《明史袁崇焕传》曰：“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不去收复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这与“仇袁人士”的说法颇为一致。

可事实正好相反。袁崇焕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的复辽之计为证。袁崇焕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锦州的兵变，收拾、整顿关宁兵马；就是整饬军纪，安抚将士，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就是依法治边，统一建制军令，结束各自为阵、互相牵制内斗，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就是加强防御、以守为攻。

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说明袁崇焕并未“欲诛毛文龙”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听从统一指挥，不但不杀，反而还继续重用。且若用毛文龙，还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

事实也是如此。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有人认为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残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树志的《崇祯传》），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连祖宗姓都改成“毛”的亲信们，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父亲”被杀，反而不会愤怒，反而不会激起事变，反而不会负隅顽抗呢？何况袁崇焕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当着他们的面杀他们的“父”呢。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采取过诸如严格实行海禁的手段，试图从物质上控制毛文龙而引起了毛文龙的极大不满。毛文龙还向崇祯帝指责袁崇焕“实在是文臣误国”。从毛文龙给崇祯帝的上疏中的“诸臣都筹划除掉臣，却不筹划消灭满奴，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为报私忿不惜操戈矛于同室”可知毛文龙甚至已经有了可能被杀的预感。因此毛文龙当然不会不警惕袁崇焕。因此，袁崇焕深入毛文龙的地盘去杀毛文龙，不但很难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保证，弄不好被杀的不是毛文龙而是自己。再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後，既没有解散毛文龙的私人军队，也没有派自己的军队进驻。那麽毛的亲信同样也可以在袁崇焕离开後“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另外，袁崇焕即使到了毛文龙的驻地，也没有非杀毛文龙不可之心。袁崇焕是在与毛文龙谈了三天，还让其亲信部下劝他，但都被毛文龙拒绝之後，才杀他的。因此，若毛文龙不拒绝袁崇焕的劝告，那袁崇焕就不会杀他。所以，“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即“袁崇焕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说法违背事实。

《明史袁崇焕转》又云：“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这就很主观地认为正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後金兵数十万才得以分道进攻大明。并以此指责是袁崇焕妄杀了毛文龙，至是自己又被崇祯帝误杀。

《明史》编纂者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与捧毛贬袁的“仇袁人士”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将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赠与了後金，袁崇焕是挑起内斗、让满清渔翁得利、火中取栗的极为恶劣的祸首，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袁崇焕不但该杀，就是杀几次都不算冤枉，袁崇焕死有余辜”之类的观点很相似。可惜这些不但都是马後炮，不但都是没有具体证据佐证的主观推测，而且还与事实不符。

二、“袁杀毛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实乃谎言

袁崇焕杀毛文龙，与所谓的“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让後金大举奔袭北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首先，袁崇焕斩毛文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东江牵制满虏的战略作用，不等於他就放弃了东江以便为满虏解除这一牵制。袁崇焕不但没有像一些大臣那样认为牵制无效而撤销东江建制，反而很重视东江在牵制满虏上所起的战略作用。袁崇焕杀毛文龙後，就与其他将领一道，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统一军令建制，加强行军纪律，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试图结束从前那种“经抚不和”互相牵制，导致军心民心涣散，最终惨败於後金，指挥官自身也因此身首异处的局面。

袁崇焕只杀毛文龙一人，认为其他人无罪而不予追究。连毛文龙之子、副总兵毛承祚都没杀，还继续委毛承祚以重任。袁崇焕也没有解散毛文龙的部队，更没有撤销东江建制。袁崇焕将东江兵分成四协，分别由毛承祚、副将陈继盛、旗鼓徐敷奏、降将游击刘兴祚领导。“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由陈继盛暂管东江事务，“俟各协中有立功的，即将毛帅所掌印题授。”袁崇焕还极力安抚毛文龙部下：对东江的1800名兵士，各赏银三两，还将所带来的十万两，给赏其余在岛兵。对毛姓兵丁，悉听复其旧姓任祖归宗，有才可用的，依旧委用。并分差各官，前往安抚各岛军民。又分付毛帅尸首，着他亲人自备上好棺木收敛。“尽管毛文龙部属”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但还是向皇上建言不宜撤换将帅，而是让毛文龙部下陈继盛统领。袁崇焕仍不放心，唯恐毛文龙部下不满生变，而增饷银至十八万给东江兵，尽管东江”兵不能二万“。後来考虑到”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又请求崇祯帝将”岁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後东江兵员减少，可袁崇焕不但不减少饷银，反而还请求崇祯帝将饷银增至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以上事实还说明，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崇祯帝，还是其他臣将，并不认为没有毛文龙的东江兵起不到牵制後金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投入那麽多钱粮了。既然包括最前线的指挥官以及皇上都这样认为，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不这样认为，除非有一种後金比汉人聪明、更有先见之明的偏见。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的时候，就有不少与毛文龙同时代的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

其次，在毛文龙活着，且拥有毛家军，又悬师海上、等於是处於独立状态，朝廷鞭长莫及，并还手握皇帝的尚方宝剑的时候，甚至在毛文龙投附如日中天的阉党，有阉党作强力後盾的时候（——袁崇焕之死，正与阉党余孽以及得到其支持的毛文龙同乡温可仁的的试图翻案、疯狂报复有关），就有不少人认为毛文龙没有起牵制後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