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平乱开局不利，不惟江东之一人难以免责，甚至连内阁、兵部乃至于新任四川巡抚不久的宋良佐都感到压力山大。

内阁和兵部担心的是“负领导责任”，这个好理解，宋良佐为什么也担心？其实一样，他也负领导责任——虽然大家明面上都是巡抚, 但整个平定播州之乱的地方决策层里头，他宋抚军其实也是顶着主要责任的，只是他这个责任属于“按例”：大明只要西南有事，四川巡抚通常都是头一号责任人，因为四川的实力相对最强。

西南战事由于最终选定的平叛主将是刘綎，所以在朝廷层面也是以高务实为主要“领导”的, 出了这档子事之后，高务实连忙和陈矩一同面见皇帝, 请皇上息怒。

朱翊钧看来不容易息怒，当时就骂道：“朕反复告诫西南各官，此番剿逆当以稳妥为先，切不可轻敌冒进！此前两次便是轻敌大意，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江东之视若无睹！封疆大吏身临战阵竟如此昏庸，如何能胜反贼！

再有就是，此番进剿之兵全军覆没，亦可见贵州各地驻军羸弱不堪，若非反贼面对刘綎大军压境暂无扩张之意，恐怕贵州阖省现已在反贼掌握之中！朝廷的脸面，朕的脸面，都被江东之丢尽了！其罪当诛！其罪当诛！”

江东之字长信，别号念所，安徽歙县人, 并非实学派一系, 早些年甚至还因弹劾案与实学派有过一些矛盾，曾被贬官外放, 后来才又逐渐爬升回来。

不过高务实对他的印象倒不算很坏, 此人当初任大理寺少卿，上疏弹劾为官不正者颇有几例，倒也不专门弹劾实学派官员，还曾平反昭雪一些冤案。

后来他出任贵州巡抚，任上也算体恤民情，而且实施了多项惠民之政。比如他在贵州这种穷地方居然也开征了商税，虽然所获不多却还是从中提取一部分来雇工拓荒开垦，建立多个公益性质的田庄，如“惠民药局田”，以田租购药以救治贫苦病人；又有“右文田”，以其收入接济贫苦学生。

正因如此，他在吏部考课中常年获评优等，而高务实一贯喜欢能踏实做事的官员，因此也不以他原本心学派的出身而为难他。久而久之，江东之的派系色彩越来越淡，某些时候甚至被看做是从心学派“跳槽”到了实学派一边。

当然，随着实学派这些年的全面增强，类似于江东之这样的官员绝非特例，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由于此时还是李如松刚刚进入朝鲜的当口，播州方面哪怕没有好消息，至少也不该出现坏消息才是，所以高务实也知道这次保不得江东之，只能尽量控制影响，不能真的因为“其罪当诛”就给杀了。

于是他进言道：“皇上息怒，江东之虽有轻敌冒进之罪，但其为官清正，办事勤恳，抚贵以来内政颇佳，再加上此番战败之后他也诚心悔罪，并无推脱卸责之举，可见还是勇于任事、勇于负责之人，请皇上免其死罪，先革职为民即可。

另外，臣以为经过此战，也足见杨应龙是彻底下了决心要谋反，并非朝廷冤枉了他，而且播州兵强马壮不可小觑，调动刘綎等部二十万大军之决议正确无误。朝中早先有些人为杨应龙开脱卸责，如今看来皆可休矣。

只是眼下朝廷刚刚击败察哈尔，又兵发朝鲜存亡继绝，粮饷方面虽非不足，但运力却难抵达——朝鲜远在辽东之南，播州更处群山之中。

户部即便有粮可发，调配运输却难，即便行臣此前就地买粮之策，这筹措也总需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臣以为前线各军一来需要加紧练兵，二来需要尽量换装，以免六路大军真的只有刘綎一路能打。

再有便是，历次加兵播州一带，黔、蜀两省之间总不能有效形成互助，臣请暂由四川巡抚宋良佐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事毕即裁。”

朱翊钧应允并随即下达口谕：“就依你所言，先罢免江东之贵州巡抚之职，让……你觉得谁适合接替？”

高务实道：“臣以为福建左布政郭子章可以接任。”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自号蠙衣生，江西泰和县人，原属心学一脉，但隆庆五年考中进士时座师为张四维，转而加入实学派。

此君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南京工部主事、广东潮洲知府、四川提学佥事、两浙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官运在同科之中不好不坏，勉强算个中上。

高务实之所以看上他，主要是因为此人在福建任上对于京华移民台湾岛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时他作为福建左布政使，很好的学会了高务实那套通过商业反哺和带动农业经济的做法，在大力发展福建传统优势如海港贸易、渔业、盐业之外，又在全省各地积极推动茶叶种植，走经济型农业的路子，效果显著。

另外，他还对高务实在全国各省宣传的土豆、玉米很上心，亲自在布政使衙门后花园里种了一些来观察产出，确认其优点之后立刻全省推广。

尤其是在福建山区也能大范围种植的土豆，更是成了他任上主推的农作物，以至于他任福建左布政的第三年，福建一省对外省(甚至“外国”)的粮食依赖都大为降低，被兼任户部尚书的高务实在前次京察时点名表扬。

用他做贵州巡抚，高务实主要诉求并非指望他军事指挥的能力有多强，毕竟贵州在播州之战中的主要定位是守住播州的南线出口，进攻方面还是要看刘綎那一路。

因此，高务实用他的意思是希望他在贵州也大力推广土豆——毕竟贵州和福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多山少田，福建的农业经验在贵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上的。

当然，即便两地都是多山，但贵州的对外交通条件比良港无数的福建可就差远了，因此种茶叶的事可能要往后稍一稍，先以种土豆解决肚子问题为先。

朱翊钧对郭子章的印象不深，只记得高务实好像表扬过他“农商并举，布政福建贫瘠之地三年，年缴七十万于太仓”——那就够了，这成绩一看就是能臣啊。

于是朱翊钧立刻批准，并且要求郭子章收到圣旨即刻赴任。至于总揽播州平叛军务之人选，这个就一事不烦二主，再下一道圣旨明确交给宋良佐就行，算是把“潜规则”正式化了，由于高务实说了事毕即撤，朱翊钧连事官都没给，就让宋良佐加了个钦差。

至于粮饷问题，朱翊钧也再次重申，就按高务实之前提出的就地买粮来办，由明联储以纸钞在四川、湖广买粮提供各军。同时他还重申明联储纸钞可以用于纳税，以此确保这一“等价交换物”的价值。高务实随即领旨。

五月，郭子章到任，一边开始推广土豆种植，一边重整贵州军务，还接收了一批兵部临时下单采购、由安南河静生产、通过广西紧急送往贵州的军备，其中包括万历二式火枪一万支、京华三号炮两百门等九边精锐明军的制式装备。

在这种前提下，贵州局势渐驱安定，当地一些原本有些风吹两头倒的土司们也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