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的命令充满试探，但李如松这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好，查大受得到命令之后很快便点兵出征了，其中李如松甚至还临时给他增配了一批新到的京华木柄手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手榴弹。

不过宋应昌不知道的是，李如松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和高务实取得了联系，之所以这次派兵的执行没打半点折扣，主要是高务实对他做出了一些承诺。当然，与此同时李成梁的回信也到了，大概意思就是他和高务实已经谈好，双方针对李家军在朝鲜战场的损失达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共识。

这个问题追根溯源的讲其实还有点复杂，主要复杂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于李家军的核心主力是家丁，但通常所谓的四万李家军在“编制”层面而言，并非全部按照家丁计算，其中只有一万是真正在朝廷拿“家丁补贴”的。

大明朝的兵制现在非常杂乱，对于将门来说，自己手底下的军队其实经常可以分为大帅本人的家丁亲兵、家丁将领的亲兵、普通征募兵、卫所兵这几个层次。

这里头待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是大帅本人的家丁亲兵，比方说碧蹄馆之战时李如松亲自带过去的那一千精锐，就是这个档次的，也是李家军最为核心的战力，甚至可以看做铁岭李氏作为天下首屈一指大将门的基石。

对于李如松而言，这种全是家丁身份的亲兵是直接拿朝廷补贴却效忠他或者李成梁本人的中坚力量，是李家维系将门地位的根本。

在“李家军”之中仅次于“大帅家丁亲兵”的军队是家丁将领亲兵，这些亲兵也是家丁，但原则上来说并非李成梁或李如松的家丁，而是诸如祖承训、查大受乃至杨元之类李家军嫡系将领的亲兵。

这一情况如果要强行类比一下，会有一种“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之感，不过这并不完全，毕竟中国的“狭义封建制”时代早就过去了。事实上，只要大帅本人的威望足够高，依然是有能力直接给“我附庸的附庸”下令的，这些“我附庸的附庸”也不敢违背。

然而在家丁体系的实际情况之下，理论上“我家丁的家丁”的确不是“我的家丁”。“我”只是靠着巨大的威望，以及对“我”那些已经成为一军主将但原是“我家丁”的将领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而间接拥有了针对“家丁的家丁”的威慑力。

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个问题出现了：“我”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威望，以及对原是我家丁身份的将领那种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那些人数更多的“家丁的家丁”还能服从于我吗？也许一时半会还会服从，但“我”针对他们的威慑力必将持续下降，直到崩溃。

这样一解释，李如松的表现就可以合理解释了：祖承训、查大受乃至于李家军其他那些嫡系出身但并不真正姓李的将领们，他们在战争中损失再大，对铁岭李氏而言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只要铁岭李氏依旧强大，政治地位依旧稳固，这些损失都可以在将来找补回来。

然而，如果铁岭李氏最核心的力量本身出现了崩塌，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你怎么知道这些“非李姓嫡系将领”们没有自立门户之心？你又怎么知道朝廷不是一早就希望让他们自立门户？一旦他们都自立门户了，铁岭李氏还算得上天下第一将门吗？

以高务实手下原先的“三大将门”麻家、马家、刘家而言，隶属北军体系的麻家、马家都是靠自家同宗将领直接掌兵来维系的。比如麻家除了麻贵这位当前家主之外，还有麻承恩、麻承勋等一大票子侄辈将领；马家在马芳致仕之后，马栋、马林兄弟也都各自掌兵，手底下也同样还带着自家子侄辈。

唯一比较例外的是刘家，刘家在刘显之后只有独子刘綎掌兵。刘馨虽然也有一支相比而言人数较少的兵马，但因为她本人是女子，而且并非土司出身，故这支兵马只在滇缅战争时期一度存在于大明朝廷编制之中，而且名义上还是挂靠在刘綎名下。

至于后来，这支军队干脆脱离了大明编制，被刘馨带去南疆，目前扔在定南，作为名义上的暹罗王宫守备部队一部分存在，而实际上归黄芷汀在指挥。

在刘綎的军中，他因为血亲不够多，所实行的制度就和李家军类似(但要注意李家军血亲并不少)，依靠不少刘显的义子(改姓家丁)和家生子(改姓家丁之子)来掌控整支军队。

这里就必须延展一下来论述区别了：对于将门而言，血亲一定是最可信的力量，因为在当前体制下，将门血亲是可以保持团结的，毕竟团结起来他们的力量才大，因此血亲将门更容易长期维系。

义子模式在一两代之间通常可以维系，但义子们手头实力强大之后往往获得改回本姓的恩赏，随着时间推移就常常在长短不一的时间后独自成为新的将门，于是基本脱离原先将门的控制——当然一般会保持特殊的关系，可那通常就只是面子上的了，真碰到利益冲突，还得是以自家利益为准。

李如松在伐元之战时就损失了一些直属家丁，因此才有李成梁怒而断供的敲打之举，这一次又在碧蹄馆损失不少，南北两战前后相加，李如松损失了两千多最核心的直属家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