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臣请乞骸骨。”此言一出，满座皆怔。

乞骸骨就是请辞，这没什么奇怪的，大明朝在京的各位大员每年至少会请辞一次，叫做“自陈不职”。这种做法大抵相当于年终总结的时候开展自我批评，说我这一年干得不行，请老板把我开了吧——显然都是作秀自谦，谁都不会当真。

不过，许国这次乞骸骨并非这一性质。事实上他昨天就上过一道辞疏，也已经“照例”被皇帝婉拒，并且“温言慰勉”过了。

现在的问题出在他这次请辞的做法是面呈辞疏。依照以往惯例而言，大臣请辞多是以“上疏”为主，是要走流程的，也就是要经过通政司。

大明朝的通政司按制度而言是有严格的保密程序的，然而这些规定事实上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机构一贯是个大漏勺，几乎不管什么消息——并且尤其是重要消息，但凡走了通政司之后，一定搞得“举朝皆知”，所以通政司彻底走上了制度的反面。

但是这种吊诡的情况出现自有其道理，就比如说大臣请辞：人家要的就是举朝皆知，但又不可能每位大臣请辞之后，都还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云云，那就只好大家合力想点办法——比如让通政司把消息放出去，这就很好嘛！

所以，大臣请辞正常而言必走通政司。然而许国这一次偏不，他昨天那道辞疏是走的通政司，这次却偏偏当面请辞，显然有问题。

问题首先就出在皇帝极有可能没有应对这一情况的经验，因此陛下会做如何反应是任谁都不敢保证的。其次就是皇帝做出反应的措辞也很“危险”，要知道一般通过司礼监答复大臣请辞是有套路的，大致会在情感、语境上分为几个“层次”，通过这些语言来向天下人展示皇帝对该大臣的眷顾程度。

这个道理很好懂，比如高务实每次请辞，大多都能得到皇帝“情感、语境”非常强烈的挽留，因此朝臣都知道高务实圣眷无双——好比你本来只是“破事水”，人家皇帝陛下居然也极其认真地回答你每一句话，还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你在朝中，朕整个人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了……啊这，这当然表示皇帝对你异常重视啦。

但是，这种批复往往只是司礼监根据皇帝的简单表述进行文字加工而成的，皇帝的口谕可未必真会说得那么一字难易——搞不好人家只是语气很重的说“那不行，坚决不行”。

所以也就是说，皇帝面对当面请辞的时候，有可能会懵逼，然后回答的话语……就或许不那么能上台面，这就很尴尬了。

当然，皇帝未必会尴尬，尴尬的是大臣本人。辞疏这东西，往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高洁，因此皇帝的批复说得越是冠冕堂皇就越好，大臣就越有面子。那么反之，皇帝要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行”就没了下文，大臣当然就很尴尬了，毕竟这显得自己没什么价值啊。

总之，许国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去意已决：我已经不在乎面子了，我就是要请辞！

很显然，这样的举动甚至有种故意给皇帝难堪的意味，通常不为老成持重之臣所取。然而谁会认为许国不算老成持重之臣呢？这就是“满座皆怔”的原因，大家都搞不懂许国为何如此坚决。

事实上，许国这次请辞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前不久心学派和实学派不是在争论伐元之功的事么？后来莫名其妙战火扩大，双方官员开始脱离伐元之战本身，搞起了人身攻击，这里头就有人扯出八年以来许国做出过的一些事来。

这事最早的一件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期间，史载：“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

然后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十七年，进士薛敷教劾吴时来，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荣疏论台规，辞皆侵国。国愤，连疏力诋，并及主事饶伸。伸方攻大学士王锡爵，公议益不直国。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

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

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以上事比较细碎，详细解释太耽误篇幅，简单的说就是许国每每被人弹劾都会强烈反弹，而且在他反驳的过程中又常常连带着把一些本不相干的人拖下水，导致外廷对他的看法非常糟糕，以至于“士论不附”——大家都不支持，也不跟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