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晋商商帮，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食盐、棉布、皮毛、人参(女真产)等贸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又将牛羊、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器(包括军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食盐、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其余如丝、绸、绢、帛(有区别)生产、织造(成衣鞋帽加工业)、印染、纸张制造与印刷(书籍)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南方商人不好说服？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

此前已经说了，商税要不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不是没有学者、高官讨论，事实上讨论非常多，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

支持“关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拥护“关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重复征税”，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甚至最好能免税。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实学”的王夫之(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他认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夷狄资商贾之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困辱商人”的观点，并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不过呢，他又承认商贾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包括商人)都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不论客户、土著、佃耕、自耕、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输将，以供王民之职”。

在这里，王夫之抛弃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的思想，坚持商税是正当的财政收入，不仅应当纳税，而且一些“不劳而多获”的商品还应当缴纳更重的赋税。

他还强调国家军队的支出应由商税中来。比如他曾在《噩梦》中说：“且如周制，兵车之赋出于商贾，盖车乘、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钱、丝麻、竹木、翎毛、布絮之类，皆贾之所操，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应责之於商贾也无疑。”

除了王夫之外，还有马卿也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解释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他称：“及照我国家钞关之设，非直征税出入，以足国用，实欲抑彼逐末，而归之农，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诚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废”。

根据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又认为征收商税“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他又说道：“今前银支费巳尽，高墙之供决不可缺，而民力巳竭，实为不堪，夫征商之余利，与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远矣。”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

随后，又建议“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皆经临清等处征税，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乃得不税，亦为不均”，以均商税为理由，开设正阳税关。

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扭曲”了——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