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辽东巡抚一职？”高务实听完张四维的话，一脸诧异地反问：“心学门下现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帅吗？”

文帅就是文人出任大帅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掌兵的巡抚、总督。一直以来，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学一脉中的文帅迄今为止还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个别几个能打的文帅也都不是纯粹的心学派。

比如梁梦龙虽然是张居正的门生，而张居正又是徐阶的门生，但张居正本人的施政理念就谈不上“心学”，到了梁梦龙就更加与心学疏远，现在干脆“跳槽”到了高党的实学派阵营中来。

其实现在大明政坛的“心学”和“实学”划分已经与十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不再单单从师生关系、出身地域来划分，而开始以施政理念来划分了。

如果非要简单一点说，那大概就是心学派坚持“道德至上”，而实学派坚持“实效至上”；心学派坚持“治国在于人，治人在于德”，而实学派坚持“治国在法，而法因时而变”。

正经的说，心学虽有反对圣贤偶像，破除经典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其宣扬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注：出自王守仁《与王纯甫书》。]的“四无说”最终却酿成了支配整个学界空疏无实的学风，进而成为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

“四无说”不是提倡人们去认识和改造社会，而是把人们引向逃避现实、脱离实践的歧途，为后来心学传人们搞虚无主义打开了闸门。这些王门后学鼓吹“现成良知”、“以无念为宗”，提倡敛心禅坐、虚静寡欲，使心学日益陷入空虚简陋的绝境。

这种弃实清谈的学风即便出现在一朝盛世，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更何况其泛滥于各种危机导致“并发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仅不能拯救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发严重。

而实学派则与之争锋相对。其实高拱青少年时代曾研习过阳明心学，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风空浮，政治腐败，便逐渐认识到了心学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特别是对政治中的“八弊”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立志要彻底革除之。

在高务实的暗中保驾护航之下，高拱得以顺利进行改革，提出“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纲领，“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书答·答同年陈豫野书》]的改革目标。

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反对一切表面文章和虚浮之风。

不同于心学后进们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组建”的实学派在人才观、军事观、法治观和理财观上，也始终贯串着鲜明的实学精神，如讲究“综核名实”，“务核名实”；倡导“以实为声”，反对“以声为实”；力求“法必贵当”，“罪必责实”；主张生财理财，“民受实惠”等等。

总之，心学派与实学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心学尚“谈”，实学尚“为”。

因为这个施政理念之差，双方在政治斗争中的关注点也就有了差别。实学派这边比较重视的职务，在中枢就以吏部、户部、兵部为主。而心学派则尤其重视礼部的归属，同时对都察院也很上心。

而在地方呢，实学派格外重视北疆各镇及沿海各省，心学派则更重视那种农业大省，比如湖广、江西等。当然，实学派也很想插手南直隶、浙江等地，只是那些地方几乎是心学派的大本营，所以实学派搞了这么多年，也就塞进去一个应天巡抚。

这么一说就很明白高务实的惊讶来自于何处了——心学派什么时候有兴趣关注这辽东巡抚一职的归属来了？他们的人能干得好这个位置的事？

张四维摇了摇头：“不瞒你说，我也很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但你知道，我和申汝默不可能直截了当的谈这些事，双方都打着机锋，有些事只能靠猜。他们为何如此，我亦无从得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要让他们同意增补子愚(张学颜)、君泽(吴兑)入阁，必须把辽抚一职让渡给他们的人。”

高务实眉头大皱，沉吟道：“大舅，甥儿在辽东的布局很大，若是我此时离任，到时候他们把我布置的一些事给打乱了可怎生是好？”

“都有哪些布局？”张四维问道。

这个话题很大，高务实只能简单的描述一下，然后道：“几名将领也还罢了，毕竟蓟辽总督还在咱们手里，应该不至于牵连到他们。但我那辽东发展的计划可就悬了，更别提答应永宁长公主的女校。”

“女校的事你就甭想了，你当人人都是李贽？他们那些人打死都不会同意的。”张四维道：“不过玉米和柞丝的问题我看还可以谈，明日我可以就此再和申汝默提一提。”

高务实一听大舅这语气，就知道他心里是打算做这笔买卖了，毕竟两位阁老换一个辽东巡抚，怎么看都划算得很不是？

他一时就没做声，张四维见状，便主动问道：“虽说他们要走了这个辽抚，但也没说要把你给撤了啊。我看申汝默话里话外的意思还算客气……你就不问问他打算拿什么换你离任？”

高务实轻哼一声：“坏了我的大事，拿什么能换？他肯把南京兵部或者南京户部交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