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年来由于皇帝年幼，而两宫虽未对立，但也互相形成牵制，所以实际上是由高拱在治理朝政，而他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得以追谥“文正”的主因。

穆宗隆庆去世之时，朝廷岁入与支出堪堪持平，而六年后，朝廷已经能有所盈余——但这不是说高拱只是简单的控制住了亏损。

隆庆六年时，朝廷的岁入是白银330万两，支出也差不多；但万历五年时，朝廷的岁入已经达到510万两，只是支出也提高到了460万两。

这是为什么呢？收入的增长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清丈田亩，这是历史上张居正也做过的，高拱也同样做了，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力度其实差不多，取得的效果在高务实看来也没有太大出入，可以暂且略过，总之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朝廷岁入。

其次则是继续开港。这件事是张居正比较抵制，但高拱很乐意做的。高家所谓的经世实学，如果不说那些大道理，简单来概括就是一句话：见实效。所以高拱理财的思路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赚钱为大。

这六年来，除了隆庆时期已经开放的月港，朝廷又陆续开放了四大港口，由南而北分别是广州、泉州、宁波、天津。

当然，此时的开港不同于后世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是允许外国商船在这几处港口随意停靠，而是准许这几处港口的明朝商船可以出海，但即便如此，大明朝廷从这几处港口获得的关税也大大提升。

高务实在这里发挥了一点作用，由于朝廷此前对于商港榷税的制度十分糟糕，高务实向高拱提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建议：只以货船大小计税。

大明朝廷的海关关税，在正德以前……没有税收，它不征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采取抽分制。

所谓抽分制，就是运来十分货物，抽取一定比例为税，具体数值一开始比较多变，后来逐渐常定为十分之二。

到了高拱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成为了三税制：引税、出口税、进水税。

其中引税，是指海商办理出入海港的通行证需要交纳一笔税收，只有办理该税的船只，才是正规合法的商船，这笔税收是按船只大小按年缴纳的，不过税费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