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维心生不好的预感，担扰周然遇上麻烦：“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我知道你是谁就可以了。”

这种腔调明显来者不善，但又不像周然出了事。晓维松口气之余更警惕：“对不起，我对这话题没兴趣。”

“那你对肖珊珊感兴趣吗？”那人顿了顿，“哦，你知道她是谁吗？”

晓维没作回答，直接切断通话。

过了几分钟，那个电话又打进来。晓维不接，拿了一本小说去厨房，躲开铃音的骚扰。

晓维在厨房把小说看了几十页，电话再没打过来，想来是放弃了。她抱着小说和另一本经贸英语回到卧室，打开床头台灯，每背几页单词就读一章小说。

她近几个晚上一直这样渡过，连上网与看碟的习惯都放弃了。起因是几日前李鹤随手给她一份函件让她下午一点半以前译成英文就出门。晓维英语水平太一般，英译汉还能应付，汉译英简直是为难她。她在这里工作这麽久，头一回遇上这种差使，勉强译出来，又借用网络一一核对那些经贸词彙的用法是否準确，连午饭都没吃。即使这样，仍被李鹤挑出一堆问题来，令她十分心虚。

李鹤后来哭笑不得：“你也太老实了。我走得急没说清楚，我以为你知道把这个丢给学国贸的小刘就可以了。你面试时在‘弱项’一栏里诚实地写着‘英语水平不佳’，我可一直记得呢。”

上司的话虽然这麽讲，她的工作要求也没有“精通英语”这一条，但晓维还是当天傍晚就去买了几本英语书开始重修基础英语，补修经贸英语。只不过她学一会儿就犯困，只好看几页学习读物再翻几页小说来提神，几天下来，也读完大半本书了。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她的日子过得蛮充实。

晓维这几天也曾边学习边反思。她仅仅为了工作中的这麽一件小事，就愿意每晚放弃休閑时间，重新学习她十分讨厌的英语。可是过去那些年，她却故意地不肯为她与周然的关系做任何的努力，不愿意为他们那个家做任何多余的付出。她将自己封闭在自怜自哀的情绪之中，拒绝与外界的一切交流，令生活渐渐凝滞，却把这些全归咎于周然，表面上消极地应付着他，心中默默地怨恨他，后来她发现连这样的状态她也难以维持下去了，于是她执意要离去。

她声称要离去时，周然尚且做出了挽留的姿态；可当初周然与她刚刚开始渐行渐远，她只觉得受伤受辱，越发把他推离身边，从没想过要补救。

她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实际上她自己也并不无辜。

这样的反思林晓维以前也曾经有，但每每都被自己下意识地回避掉，不愿去深究。

她是心软的女子，见不得别人过得不好，宁可别人多负自己一点，也不愿自己欠别人太多。在晓维心中，周然的作为固然让她无可原谅，可是她始终记得他曾在自己孤独无助的时候给过她依靠和承担，这些年又一个人在外打拼，给她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与足够的自由空间，而她却没给过他什麽实质性的帮助。这样的顾念令她对周然的怨恨稀释了不少，也令她在这场离婚拉据战中总被周然牵着鼻子走。所以，她当然不敢去进一步细想自己在婚姻中的过错，否则她就真的没什麽底气坚持要离开了。

现在晓维之所以这样反思，也是因为最近周然的姿态低到之于他个人而言的无可再低，她知道，自己是真真正正的心软了。若非她天性里有一些执拗和不安全感，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把“我要离婚”这信念像紧箍咒一样地牢牢套住了自己，她可能早就妥协了。

“如果以后真的还有可能在一起，我要对他好一点。即使不在一起了，我也要尽量记着他的好。”晓维这样对自己说。

晓维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当有了这样的想法，周然在她心中便只剩下了好的一面。他的过失，他的淡漠，她坚持要离开的原因，都渐渐化成符号，不再那麽鲜明了。

可是，当“肖珊珊”这个名字从那陌生人的嘴里跳出来，晓维的心头重重一抖，随着心髒收缩与血液流动，这不舒服的感觉很快便蔓延到了全身。于是晓维明白，有些伤疤，藏着盖着，假装已经痊愈，假装已经忘记，但不知何时就会被揭开，让她觉得痛，比如亲生父母对她的遗忘，比如周然曾经给她的伤害。

晓维试着把这些在脑中闪烁的念头一一地压下去，但她压下念头的同时，她手中的书也看不下去，困意也没了。

最后她觉得，自己不该因为一个无聊的陌生电话提及的一个名字，就毁掉她这麽多天来为周然重新累积的好感。她想到的解决办法，是给周然去个电话，用他的声音沖淡另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