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姐的那位大哥当年在国内卖过汽车，前次回来发现国内基本上很少见到汽车，相当于是一片完全空白的市场，他很想重操旧业，也在弄个这样的办事处，从美国倒腾汽车回来卖。当年干这个他可没少发财。

结果他的想法却被廖副书记否定了。

廖副书记现在需要的是技术以及工作岗位，前者是长期发展需要，后者能解决燃眉之急。

况且他反对想法也不是无的放矢。眼下汽车又不是老百姓急需的物资，现在放眼全国，哪个老百姓能够掏钱买得起汽车呀？这要是公家买，那公家肯定买的是红旗牌轿车，没有洋车的市场。

与其这样吃力不讨好，白折腾一番，不如想想生産什麽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他们又能够买得起的东西。

余秋听的可真是服气中的服气。她觉得廖副书记这人果然是实用主义者，为达目的，什麽手段都能使出来。

当年全国受压迫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了三座大山，又赶跑四大家族，现在他就能舔着脸把人请回来。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就行。

廖副书记还在滔滔不绝。

余秋倒是提出了一件事：“汽车也是有市场的，只不过得经过比较长的时间线。人们还是有坐车需要的，买不了就坐出租车。”

一般老百姓肯定坐不起出租车，现在国内压根也没有出租车的概念。

但是假如过来的商人多了，那他们的需求肯定会很大。公交车有线路的限制，不自由，况且公交车你也不知道它什麽时候才能到。

再加上现在各地的社队企业增加，出门跑业务的人也多了不少。这些人手里头揣着东西甚至是大笔现金，等公交车慢不说，还有很多潜在的风险。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就算咬咬牙一跺脚掏了大钱坐出租，也还是划算的买卖。

所以八九十年代出租车刚兴起的时候，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租行业也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当时是真正意义上的四个轮子一转，给个县长不换，人家一个月的收入抵得上县长一两年的工资了，人家为什麽要换呢？

这其实跟民国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地方。民国早期出租车司机也是高帅富行业，因为当时车资按小时算，坐一个小时的出租车就好几块大洋，抵得上一般人一两个月的收入了。姑娘相亲的时候都要跟媒婆说明白了，希望对方是个出租车司机才好。

廖副书记摸着下巴开始琢磨事儿了，看样子这个汽车还是有搞头的。不要美国的进口车，要从美国引进生産线，把车子造出来。

先不卖给私人，也不卖给政府机关，就卖给这种出租车公司。对，是该有个出租车公司统一管理，才不容易出乱子。不然大家伙儿在街上打架可怎麽办？

余秋又好心好意地劝告廖副书记修路：“赶紧把路修起来，交通不方便的话，有车子也白搭。你也不想想看现在的小车行驶在路上多折磨人。”

要致富先修路，不是没有道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过：“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运输改良最为有效”。

为什麽山里头比起平原地带，经济条件普遍不好？不仅仅是因为山里头主要是旱地，种不了水稻，连麦子也産量不高，还因为山里头的东西拖不出来。

就连红星公社年年搞交流会，山里头的人家也都是将自己的东西统一交给贩子，然后再由贩子千里迢迢地运送到交流会上进行出售。

可就算各个公社都有农交会，每年加在一起也就是那麽几个月热闹，同样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认为你所担心的劳动力剩余在目前不是大问题。”余秋正色道，“因为你可以搞基础建设。”

深圳改建的事情给了余秋啓发，想要搞社会大生産，其实现在各地都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或者更加直接点儿讲是修路工人。

先前国家为了满足生産的需求，也是出于安置劳动力的需要，修筑了大量的铁路。但这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来说还不够，除了铁路以外，各地还需要公路。

这麽打比方吧，铁路是交通大命脉，相当于主要的大动脉大静脉，但是毛细血管同样需要啊，否则还是没办法滋养到各个细胞。

他们省其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别看山地不少，可水也不少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将生産的东西统一集中起来，走水路运输出去。

当然现在的前提是这些东西要能够成功的运上水路，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跟杨树湾一样，直接就靠在水边上。

这麽多地方要修路，廖副书记还担忧安置不了劳动人口吗？他应该愁的是政府从哪儿掏这麽多钱来修路才是真的。要是担心劳动力不够的话，吸引农民加入修渡的队伍也可以。他们杨树湾出村子的大路就是自己修出来的，所有的资金人力都是自筹，还省了政府不少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