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敏求通过对tx resistance的观察，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bation therapy 对搞丸癌的治疗方案。1972年，作为第一位成功用化疗方法治愈恶性实体肿瘤的一生，李敏求与当年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同事分享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另一位在从来治疗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是协和的宋教授。

那是1953年。宋大夫除了在协和医院任职外，还兼管着北京同仁医院妇産科。

病人姓曹。也是一位妇産科医生。那一年，病人30岁。原先她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丈夫在北京，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前不久她调到北京，然后怀孕了。她觉得自己怀孕有些异常，于是去检查，诊断是“葡萄胎”。

长了葡萄胎，必须刮宫，将子宫内病变的组织清除干净。那时候还没有b超。医生凭藉的检查手段，只有听诊器及很少几项化验检查。

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突然，她说，她感觉有“胎动”。有胎动，说明是正常妊娠，从而就否定了葡萄胎的诊断。

她又回到了病房，继续观察。

隔了几天，宋大夫认为她还是得了葡萄胎。于是，第二次把病人送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台上，病人又说自己有“胎动”。

病人也是妇産科医生，她应该有能力辨别腹内是否有一条新的生命在躁动。或许是她太盼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了，她坚持不要做手术。结果又回到了病房。

第三次走进手术室，给她做了刮宫，确实是葡萄胎。

一年后，病人再次入院。这一次是葡萄胎恶性病变，诊断是绒癌。手术切除子宫，是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手术以后一段时间，病人继续留在医院恢複身体。一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样，正在与同室的病友打扑克，只听她突然一声惨叫，口吐鲜血，当即气绝身亡。

女医生死于绒癌肺转移，肺动脉破裂大出血。

宋教授告诉我们，不久又有一位女病人，死于同样的病。她的年纪更轻，只有26岁。

50年代初期，学术问题上“一边倒”，只有前苏联的学术观点才是“正确”的，弄得谁也不敢看英文书刊。

一个又一个绒癌病人相继死去，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宋鸿钊教授的良心。他想在攻克绒癌上有所作为。但是，当时国外有一位病理学专家曾经断言：“癌症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宋大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只想到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却没有想到今日的荣耀。”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1955年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领导上安排宋大夫去搞“药物流産”的科研工作。他首先从中草药里筛选，挑选那些中医典籍中或是民间验方中认为孕妇不能使用的药物，用在怀孕的小白鼠上。后来，又从西药中筛选，用抗癌药物做实验。结果找到了几种有效的药物，可以造成孕鼠流産。经过病理解剖。他发现孕鼠流産，是由于药物破坏了胎盘上的滋养层细胞。滋养层是胎儿的“后勤部”，切断了“供给线”，只能胎死腹中。但是药物有副作用，毒性大，用于孕妇流産不安全。考虑到绒癌是胎盘滋养细胞发生恶变的恶性肿瘤，用这些药治疗绒癌也许有效，但是他不敢立即尝试。

一直到了1958年，“大越进”时代。医学科学院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雄伟”口号。宋大夫抓住这个良机，正式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研究药物治疗绒癌的科研课题。获準以后，立即进入了临床试验。

开始阶段。采用中药紫草根，虽然有一定疗效，但是效果不能持久，停药以后病情还会恶化，因此初试失败了。于是又采用一种抗癌药物6－巯基嘌呤(简称6－p)，它原来是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可以使病人的生命延长几个月，过去从来没有人用它治疗绒癌。宋教授大胆地将6－p引入绒癌的治疗，最初几例病人疗效不佳。由于绒癌转移很迅速，病人在发病短期内死亡。尸体解剖后发现，胎盘的滋养细胞被药物大批杀灭，说明药物确实有效果，只是用药剂量和方法需要继续摸索。

继续试验的成果非常喜人。早期绒癌治愈了。但是已经发生转移的晚期病人，却未能等到疗程结束，便匆匆离开人世。治愈率虽然并不理想，但是宋鸿钏教授率先闯进了“禁区”，他用事实向世人宣布：绒癌是可以治愈的，从而结束了“癌不可治”的神话。

宋大夫的脚步并束停止。他经过长期认真观察，注意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又推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即在短期中加大用药剂量，用缩短疗程与死神争夺时间。这一个方案再次获得了成功，使已经有肺、脑等其他髒器转移的晚期绒癌病人，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