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婵顿时心中的火苗蹭起三尺高，想骂废物不中用，一抬头瞧见女儿一副“你说吖， 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的表情，生生咽下怒火，憋出一句“晦气，自己用药油涂涂。”

爱君面不改色转身走回房间，把习以为常的淡漠留在门外。

房间外面是窄巷，平日没什么人经过，大大方方在窗户外撑一根竹竿晾晒睡衣内衣裤。回南天，衣服永远不干，蚊子还多，她旋开台灯，钻到桌子底下擦亮火柴点蚊香。

火柴头小小的红火在黑暗中烧，烧至梗棍，烧到尽头，剩一点星火，随一缕灰烟起，旋即归于黑暗。爱君看着短短一根柴火燃烧殆尽，想她的心事。

听说有的外资企业一个月工资能开到六七千，国营企业职工才几百。她对分配到国营企业早就没有太多兴趣。

窗外远空云层厚重低沉，在她看来，整个城市应该沉闷有气无力。然而，门外传来男孩子们比赛拍纸板的吆喝声，公共浴室哗啦啦的冲水声，左邻右舍大声交谈彼此远方亲戚那点丑事坏事，好一派鲜活的气息。到底是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第二章 我表哥

第二天早上，罗爱君背囊背一大袋干净衣服离家，准备坐无轨电车回学校。

父母早就出去上班。她在门口踌躇一会，狠下心，没有留下一分钱。

她偷偷打工，多少存下些钱，不敢告诉父母，都是为自己存的学费和应急费，不能被定军变相赌掉。人还是得多考虑考虑自己。

出到筒子楼，一辆辆摩托车嗒叭嗒叭在泥坑地上颠簸而过，扬起滚滚尘沙。她皱起眉头，尽量挨砖头墙走，一方面避免被飞车撞到，另一方面昨晚的事让她对摩托声泛起一丝畏惧。

这是一处政府专门开辟出来安置“疍家佬”的村子。旧时的“疍家佬”，又称“水上人”，世世代代住在船上，以河为生，在陆地没有产业，没有户籍，被歧视的，不得上岸。新中国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广州政府逐步建起筒子楼安置这些船民。

村路口，一辆崭新的铁灰色的广州标致格外醒目停在电线杆边，引来路人的注目。把一辆价格昂贵的新车开到这种烂泥地，车主的心是有多大和多疼。

烂泥地已经够烂，还窄，那小车已经占据一半的路。她迎面走过去，感觉车里投过来目光，不自觉回望。这一看，愣住。

车主摇下车窗，头伸出窗外，眉清目秀，淡淡的打招呼，仿佛见到她是意料中之事，“爱君，回学校吗？”

“之辉，这么早你回来这里做什么？”

李之辉比她大两岁。他的爷爷也是“疍家佬”，一家人初期也被安置在同一条村。

李之辉的父亲李如江胆大又精明，1979年政策一松动，立刻辞掉电影放映员的“高薪”铁饭碗，以100元启动资金，成为广州首批个体户，在火车站卖过快餐，卖过水果，卖过鱼，什么好卖卖什么，随后瞄准市场，做成衣批发生意，凭借信誉和口碑，在统领全国服装批发市场的高第街买下第一个店面，之后和东莞汕头等地制衣厂合作，把衣服批发卖给南来北往的客商，赚得风生水起。

80年代初，全国的房子并不在市面上流通，住房靠分配，广州率先已有少量商品房出售，但只针对香港人和国企领导。李如江也不知通过什么法子，购入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一家人自此搬离没有隐私的筒子楼，在市区繁华地段住上电梯房。

“我来找船头商量点事，正准备走。送你一程。”

船头叫任文冲，他爸是给人开渡轮的，住另外一栋筒子楼。当年之辉还住这里的时候，和船头最为要好，两人合伙赢他哥不少玻璃球。这么想来，她哥烂赌的性格从小就显现。

能省两角车票就省。爱君笑着说，“好，我回学校。”

坐上车，闻到一股淡淡的薄荷香味，让她颇为安心的味道。

“你什么时候换车了？夏利呢？不会因为我报废了吧。”

去年他们和一拨朋友出去唱卡拉ok，回来时，他开一辆夏利送她回家。唱歌时喝下不少酒，本就是晕乎乎，夏利在烂泥地里一颠一颠，她的胃跟着上下颠。她使劲掐自己的手掌心，极力压下一股冲动。谁知车后面有个不把别人的车当车的家伙突然点上一支烟。

那烟味一入鼻，她终于抵挡不住恶心犯晕，一肚子酸水脏物“哗”一声呕在副驾驶座。

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她只剩之辉铁青着脸回头斥责那抽烟的人，又手忙脚乱的扶她回家。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薄荷香，安抚了她翻江倒海的心肝脾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