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科举制度在中国近代被很多人诟病，在大众看来，科举凭着一篇八股文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颇为不合理，加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是科举的落榜者。

比如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等，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大才子唐伯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等。

因此，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怀疑。

不过与之相反，近代西方学者主流观点，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高度赞赏，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和最科学的。

中西方对科举的评价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

这主要是他们对比的参照系不同。

近代的西方文明，已经总体上超越了东方文明，他们的学者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和才能，所以他们的眼里，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社会。

那么将中国与欧洲的封建时代和印度的农业时代做对比才公平，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打开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并且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未出现之前都没有的。

对待东方古国的热爱和学习风波，最后被法国人所引导，成为西方各国的贵族现象，精英们用着东方古国的商品，讨论着东方古国的一切，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人们发现这个国度的百姓很麻木和愚昧，并没有前人说的那样好。

加上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高度的自信心，以及对抗法国思想等方式，国内掀起了反对中国先进说属于其中的一种，又清朝对英战争中，别说国与国，甚至远不如美洲土著和非洲部落的对英战绩，令世界不可思议，彻底揭开了真面目，也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学术界。

世界是变化的，文明也是变化的。并不是一条直线，也不会永不倒退。

茶馆提供报纸。

台上有名说书的先生，讲着《三国演义》。

能来茶馆的客人，至少一半以上识字，他们本可以自己读《三国演义》，但是人们仍然喜欢来茶馆，除了说书先生讲的口若悬河，极其的精彩外，还有不少的旁听者，他们可以交流。

交流，是人的需求。

长期不与外交流，会逐渐的僵化，小到个体，大到群体，则会出现退化。

因此那么很多人看过几遍三国演义，并不妨碍他们在茶馆里，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下回再见分晓。”

说书先生留了个悬念，台下的客人们意犹未尽，等说书先生收拾好东西，会来到台下，遇到热情的客人，会主动留下来与对方喝酒。

除了台上的真功夫，台下也少不了下力气，这样说书先生才能得到更多的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