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华苦笑，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相信赵肃，更何况官场也是讲信用的，正所谓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如果没有办到，反而赶尽杀绝，就会被视为不守承诺，这样的人，以后也没有人敢相信他了。

“大人是叫人来记，还是想亲自记？”

赵肃讶然：“没有账簿？你都背下来了？”

穆华坦然点头：“账册这种东西，一旦被查出来，就是真凭实据，最安全的作法，自是铭记于心了。”

“那你说罢，我来记。”

穆华便说了起来，某年某月某日，因什么工事用了多少材料，其中每份实际花费银两，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后赵肃找人核对，确实也分毫无差。这样过目不忘的本事，即便放在后世，也是罕有，可惜他这份聪明才智，却没用在正道上。

有了这份册子，整顿人事自然不再是难题，赵肃趁机把工部上下都清理了一遍，该走的走，可以戴罪立功的暂时留下，当然吞下的银子也要吐出来，不过半个月时间，工部左右侍郎都已换人，苏正被拔擢为右侍郎，而复职的潘季驯则被任命为左侍郎。前者擅长核算，后者长于治河，赵肃就让他们各自负责一块，又将各司职责明确下来，这其中还裁了不少无用的职位，罢了不少冗员。

自然有些人不甘心，上疏皇帝，可都没掀起什么风浪，因为这次整肃让工部生生从赤字抠出五十万银两，原定拨给工部的一百万两，直接可以省下一半，挪作军费，这下内阁里皆大欢喜，人人开心，张居正自然也不会去找赵肃的不痛快。

到了年中，张居正眼看条件成熟，便正式向皇帝上疏，提出考成法。

第94章

考成法，说白了，其实就类似于现代公司里头的绩效考核，年初官员们把今年各自需要做的事情罗列在折子里呈到京城，就是工作计划，京城会有专门的人员将这些工作计划记录在册。比如你说去年县里洪水泛滥，今年要修筑堤坝，等到年底检查，好，堤坝没修，处分。处分程度也因你的完成程度而不同，如果大部分完成了，可能就是降职，如果完成率很低，那就是革职了。

大明虽然有针对官员考核的京察和外察，可除非是像太祖皇帝那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才能震慑百官，否则这些考核只是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隆庆六年曾经利用京察清楚高拱余党的张居正当然再明白不过，所以“工作考核”的实施就成了当务之急，只有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淘汰掉，提拔一批会做事的人上来，他后面那些改革才能实现。

这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在他之前，几乎从来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办法，而且对于那些只会埋头做事，却不会讨好上司的人来说，考成法无异于一件好事。——当然，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就算张居正身为首辅，也压不住许多怨声载道的声音。

赵肃也赞同考成法，只不过他旁观者清，却也看到一些其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

譬如说一个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要主持府试，要征收赋税，要审理若干案件，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其中银两的奖励，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

其次，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由上级下，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知府又分派给知县。

以前的税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把赋税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这样，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官府也乐得清闲，收多收少没所谓，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损失的是国家，但是现在不行了，税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计划”没完成，大家都别想好过，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几十年后，一个叫黄宗羲的人，曾经总结过一条规律，说历朝历代的所谓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要相应地增加。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考成法的弊端，那就是考成法并没有按照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征税标准。无论是颗粒无收还是五谷丰登，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容易造成灾荒之年，下面拿不出一粒粮食，但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还要强迫老百姓交出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