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麒道：“当初经营塘沽时，是二哥、四哥和我同时进入，所以那里的势力也是三分天下：陆军将领是二哥的旧部，水师都由四哥统领，文官体系是我一手打造。这几年四哥常驻塘沽，我们之间的势力对比或有消长，但他也没有达到在塘沽一手遮天的地步。二哥离开前关照过他的老部下支持我，所以只要二哥的旧部还能听我指挥，加上我有中枢的名义在，便是在塘沽也能拥有胜过四哥的优势。”

陈正汇问道：“七将军，你要削四将军的权力么？”

“这怎么能够。”杨应麒道：“那样会逼得四哥把精力转到内斗上来的。现在还不能这么做。”

陈正汇道：“七将军的意思是……”

杨应麒道：“四哥大婚，必来津门。我们就趁着这个空档向他施压，逼他把筹码抖出来！”

就在陈正汇出发之时，宗翰已围太原，而宗望更是绕过中山攻破信德府。信德府原为邢州，属河北西路，宣和二年改龙冈为邢台县，属信德府，全府领尧山、巨鹿、内邱、任县、南和、平乡、沙河诸县，北接真定，西傍太行，南逼邯郸。宗望一下信德府，离汴京便只剩下数日之程！

种彦崧闻讯大惊，他略加权衡，觉得河东路关隘名城较多，太原又扼险要，宗翰虽猛一时未必能克；而河北平原则是平川千里，除了黄河再没有能阻挡女真骑兵的屏障了。于是冒险率轻骑三千出击，被宗望败于内邱。种彦崧不得已再次退入太行，宗望迫来，他便率部转移，依山游战。在这里他占着地利，宗望能败他却无法灭他，只好任他离去。

当此之时，中山、河间、太原诸重镇的军民虽能固守，但敢主动出击的便只有忠武军一旅了。所以忠武军虽然屡败，但因能败后再战，故而军中士气并不低迷，两河百姓亦颇壮之。平原百姓家园被破以后往往逃入太行山依附忠武军，主管民事的官员将大部分人编入工、农、牧，体格精壮、动作灵活的则纳入军中，因此种彦崧屡败之下，兵力不减反增。即便如此，他的兵力相对于宗望、宗翰来说仍然处于大劣势，汴梁朝廷又迟迟没有全盘的防守、反击策略，致使忠武军变成一支没有战略目的、只能随机应变的孤军。

宗望、宗翰连连得手的同时，欧阳适也心痒难搔，就想出兵把沧州给纳了。沧州地偏海滨，宋军守之不足以扼女真南进之路，金兵得之无益于南下之途，所以无论大宋朝廷还是宗望把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忽略了。沧州百姓和汉部接触多了，常得汉部经济沾润，对汉部抵触不大；李应古也不是良将忠臣——欧阳适这时要是动手，沧州多半可以传檄而定。但津门方面已有严命不许一兵一卒入侵大宋，而欧阳适的谋主也劝他不要坏了汉部好容易争取到的名声，这才让欧阳适强忍下来。

但汉部官方不动手，却不禁止汉部的民间势力动手。塘沽发展到今时今日，地方已不够用。一些商人眼见有利可图，早沿着大河南岸开辟了一些农庄、牧庄，雇用因战乱而逃到这里的百姓种植放养，为沧州供应蔬菜、牛奶等物。随着人口的增多，这个地方的商业也有所发展。乱世之中，天下并不是处处都乱、时时都乱，总有些地方因为各种原因而暂保安宁的——此时的沧州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宗望攻保定、雄州时沧州西部的百姓都已经听到马蹄声了，但女真兵马就是不到这边来，而是径往西南边去了。

不过，由于战乱引起的治安问题——特别是流寇问题仍然让沧州的民生受到威胁。为此一些商人便与本地的士绅联合起来，模仿塘沽的警卫制度雇人自卫。随着流寇威胁越来越越严重，商人和士绅们又在得到李应古默许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类似于登州的民兵寨子，这些寨子以沧州部沿河靠海的东北角落为核心依地势高低分布，在此后的几年里慢慢形成了一个与北岸的塘沽城规模相当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一开始被塘沽人称为塘南，后来慢慢的本地人也接受了这种叫法。

塘南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大宋，每年也仍然向大宋朝廷缴纳一定的赋税——但由于大宋在河北的赋税转运体系因战争实际上已经作废，所以这部分钱便被截留了下来，由这个地区的士绅自治会议分摊了用于塘南的民政建设、水利工程和安置流民。

到了整个河北的局面完全糜烂的时候，李应古觉得沧州州城也没塘南安全，干脆带了细软逃到这里来，并下令修筑城墙——那时大宋已经全乱了，谁也没功夫来指责李应古僭越。相反由于李应古还能挂上大宋旗号表示拥护赵氏，着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赞赏。

于是塘南便正式成为沧州的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其影响力所及，甚至到达临近的州府，乃至整个河北东路。

第一九七章 五论（上）

杨应麒、欧阳适在外围大显神通之时，曹广弼却在汴梁坐困愁城。他虽然有一肚子的计议，但朝廷不召不用，却又能如何？其实大宋要抗战，也不一定需要起用曹广弼这个来归的布衣，大宋朝廷内也不知有多少有见识、有能耐的豪杰，然而赵佶赵桓既全无抗战之心，麾下人才便无所用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