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是诗刊《厦门蓝》的编辑。

我从上大学开始便频频地在《厦门蓝》发表作品，在我创作热情高涨的那几年，陶然不停地鞭策和鼓励，最终我的作品得以集结成册。

在我们分手之后，他也继续作为我的责编。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几本诗集。

陶然是一个典型的幻想家，成天做梦，实际年龄比我大六岁，心理年龄应该比我小六岁。他一直梦想着我能够成为顾城那样的著名诗人。

“请你放过我！我不想给自己压力，也不想成为别的任何人。”我这样明明确确地跟他说。

“阿秋，你没明白，我说的是，你要笔耕不辍，写出像他作品那样的优秀诗篇，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现代诗的魅力。”陶然根本不听我说的话，他一直致力于让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接受。

“你又何必呢？”我说，“我只是为自己写诗而已。”

“你这样的觉悟不可取，”陶然打断我，“诗歌这种语言和思想精华，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这样我们的民族思想和审美才会有提升的希望。”

“诗人没疯，编辑先疯了。”我已经失去耐性，不想再跟他耍嘴皮子。

“只为自己写诗这种狭隘，你要及早摒弃，”陶然依旧不依不饶，“你知道李后主后期作品的眼界为什么变得更加广阔吗？”

我懒得理他，他却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接着说：“那是因为亡国之后，他从自身的局限之中破茧而出，看到了更加阔大的世界、体验到了更巨大的痛苦，因此才有了更深更透的领悟。”

“得啦得啦，我以后会睁眼看世界的，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