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操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操差得多，所以曹操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操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操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操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操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操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操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操的对手。但曹操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操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操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操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操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操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操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操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操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操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操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代开始，曹操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操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操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操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操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操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操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操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骚。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