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兵团，所部兵员两万四千余人，下辖大汉步兵第八军（张勇）、第十军（陈奇），由帝国陆军中将、安西将军张勇担任都督，兵团部驻辕重庆府；

北方兵团，所部兵员六万至八万人左右，下辖大汉骑兵第一军（赵广元）、近卫步兵第六军（王吉贞）以及山西、宁锦、绥远、奴尔干地方驻军和察哈尔部、卓图索部、哲里木部、昭乌达部、伊克昭部等蒙古仆从军，由帝国陆军中将、蒙古将军赵广元担任都督，兵团部驻辕张家口；

除此之外，还有林风直辖近卫军兵团，下辖近卫骑二军（赵应奎）、近卫步三军（马进良）、近卫骑四军（王忠孝）和近卫炮兵第五军（于成龙），兵团驻防直隶，所部兵员五万五千余人，兵团部驻辕北京。

随着汉军整体战略部署的逐渐完成，割据湖北荆襄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杨起隆所部成为林汉帝国的一根心头刺。

自从林汉帝国兵不血刃拿下河南之后，昔日的义军领袖杨起隆日渐尴尬，原本起兵之初，神州风起云涌，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他的势力曾经极度强盛，地盘除了河南之外，山西、陕西、山东乃至湖北安徽边境大部都由他掌握控制，兵锋极盛，无人胆敢苼其锋锐，然而时移世转，随着汉军的崛起，此情不可再现，在大汉军强势逼迫下，他的势力被驱除出河南，流落在鄂北苟延残喘，年前因为四川战争的原因，他这个“大汉顺义公、安南将军”倒是不太引人瞩目，然而随着蜀中平顶，瑞克兵团转而东向，荆襄地区就成了一座大火炉。

杨起隆如坐针毡。

历经数年挫折，现在他的部队极度窘迫，经过苦战拿下襄阳之后，他的地盘虽然得到了扩大，但损失亦极其惨重——这种损失除了兵员和物质损耗之外，最严重的就是战乱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原来的荆襄地区坐拥汉水之利，为天下通衢，曾经非常繁盛，按道理来讲，如果谁占据这个地盘，那必将大有可为，然而这却并不包括杨起隆。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杨起隆统治下的荆襄地区经济回复极慢，占领之初，广大士绅、客商即逃窜一空，风头之下，甚至连广大贫农都跟着迁移逃难，人口流失惨重之极，而地方稍稍稳定之后，掌握北方经济命脉的晋徽商团又在林汉朝廷的授意下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经济打击，弄得杨起隆焦头烂额。

这种颓势给杨起隆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过惨烈，不但地方疲敝，甚至连军队都发生了动摇，起初拿下鄂北时，杨起隆尚有近八万大军，但随着一连串逃亡、哗变，农民军的总兵力锐减至五万不到，而且这里面还有大半是老弱残兵，杨起隆现在几乎是濒临决绝，不用说和汉军对峙争雄，即使是想向盘踞武昌的清军绿营军军阀进攻都做不到。

然而就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北京政府又给他发来了一道催命枷锁：

公元一六八八年夏，汉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总参谋长周培公、都察院巡检都御史陈梦雷、礼、吏、工、户四大尚书、通商侍郎许淡阳等百余大臣突然联名上书，乞汉王林风承天应命，登基为帝。

汉王林风谦虚非常，推托不已，然而这时文武百官态度极为坚决，历数中华数千年典故，强烈要求汉王殿下看在“天下……”“黎民……”“苍生……”之类东西的面子上，勉强当一回皇帝。

汉王大怒，于乾元宫进行了声情俱茂的表白，情词恳切犹如赤子，痛骂百官“置吾于不义”。

李光地、周培公等不为所动，慷慨机昂的和汉王殿下进行大辩论，将汉王举出的理由逐条驳回，致汉王怒不可遏，挥袖而去。

但是，文武百官这时空前团结，林汉朝廷此次意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当汉王逃入后宫之后，大臣们不依不饶，在各部大臣首脑的牵头下，在中南海御道上排成方队伏阙上书，四部大臣锤胸跌足、监察院御史痛哭流涕，软硬兼施，逼迫汉王登基为皇帝。

消息传开，整个北方群情汹涌，大汉国子监、律算监、马庄武学、保定武学等众文武生员勃然大怒，纷纷罢课，前往京师声援百官劝进，国子监祭酒顾炎武、太学博士黄宗羲、武学都监高士奇上表请罪，声称“无法弹压”，请汉王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