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和张燕互相看看，又不约而同地望向对面的伏完。长公主正坐在伏完的席上，亲热地搂住伏完的胳膊说着什么，伏完一手捋须，一手端着酒爵，笑得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张燕立即明白了李玮的意思，心中霍然开朗，“正统儒学。”

“对，对……”李玮急切地说道，“道儒相融、援道入儒，这个提法太过张扬，不合时宜，牵扯面太大，具体实施起来阻力惊人，而且后果难以预料，在目前形势下，长公主和陛下不可能同意。如果我们以‘伏氏学’为先锋，举起复兴正统儒学的大旗，把道儒相融、援道入儒掩盖在这面大旗之下，那么实施的难度就要小得多，而且无论是经学各派，还是长公主和陛下，在当前新经学初立不稳、经学各派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攻击和指责的情况下，谁都没办法拒绝‘伏氏学’提出复兴正统儒学的建议，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予以强烈反对。”

“过去扬雄提出复兴正统儒学的时候，今文经学一家独大，他根本撼不动。王莽新朝的时候，刘歆推出古文经学，结果还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今天的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今文经学衰落了，古文经学又未能成为主导，而新兴的郑玄大师的新经学因为创立时间短又没有形成气候，经学三派鼎足而立，正统儒学恰好可以趁虚而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朝廷支持复兴正统儒学，可以让儒学形成四方鼎立之局。”

“伏家‘伏氏学’的精髓就是正统儒学的精髓，而伏家又是传承四百年的经学大家，又是皇亲国戚，伏完更是当今陛下的外祖父、长公主殿下的姑父，就凭这几点，‘伏氏学’完全可以得到陛下和长公主的支持，可以成为复兴正统儒学的‘先锋’。如此一来，复兴正统儒学就成了儒家各派内部的事，我们可以因此最大程度地消除儒、道两家之间的矛盾，缓和朝廷和经学各派之间的矛盾。”

“朝廷的宗旨是以儒学做为官学，也就是说，正统儒学、新经学和今、古文经学都可以立学官，建学科，共列于官学。大汉的官学是儒学，是集中了各学派的大儒学。儒学各派共存于官学，都是官学的一种，都可以设立博士。儒学各派因此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发展，有竞争就有活力，儒学因此可以迅速焕发青春，焕发生命力。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儒学各派互相取长补短，相信在一代、两代甚至数代儒士们的努力下，儒学最终会找到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后代儒士们也肯定会创建一个既能超越经文学、又不同于正统儒学，非常有利于大汉生存和发展的崭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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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默不语。张燕微微皱眉，稍加沉吟后，低声问道：“正统儒学有它的缺陷，本朝立国之初没有选择儒学做为官学，正是因为正统儒学无法帮助朝廷迅速稳定社稷恢复国力。你把正统儒学立为学官，那又如何实现援道入儒、儒道相融之策？”

“外儒内道。”李玮毫不犹豫地说道，“以儒家的礼法名教做为大汉的道德伦理标准，以道家的无为而治做为大汉的国策。”

“自孝武皇帝以来，外儒内法一直是大汉遵循的治国理念，但现在我们在废墟上重建社稷，我们迫切需要一统天下，迫切需要恢复国力，我们现在唯一能借鉴的历史就是本朝立国之初的文景之治，也就是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实施的无为而治，它在短短时间内，便让废墟恢复了生机，让大汉恢复了国力。”

“光武皇帝也中兴了社稷，不过从今天来看，光武皇帝的中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自光武皇帝后，即使在最鼎盛的时期，大汉的国力也没有超过文景之治时期，更没有超过孝武皇帝时期。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不难发现光武皇帝在国策上既承继了先朝，也吸收了王莽新朝中有益于改良先朝弊端的很多改制之策，但因为种种原因，光武皇帝和王莽一样，不得不向今文经学低头和妥协，不得不把先朝的很多弊端继续继承下来。”

“四百年过去了，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宝藏，我们应该从这座宝藏中挖出珍宝，而不应该守着宝藏一事无成。‘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就是我们的两面镜子，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先人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让大汉走上一条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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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张燕想了片刻，继续问道，“具体办法呢？”

“本朝立国之初，高祖、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没有选择正统儒学做为官学，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儒学的治国理念不适合当时的形势。当时皇权尚未巩固，军功阶层、外戚和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以使其既得利益不受皇权侵害。”

“也就是说，道家黄老之学最终遭到孝武皇帝废黜的原因是皇权和相权的制衡，孝武皇帝需要绝对权力，需要皇权至上，需要集权，但正统儒学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董仲舒大师的新儒学应时而生。”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而道家黄老学说正好合适，同时道家黄老之学又融合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它的治国之策更优越于法家，这就是我们把治国理念由‘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