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时候，他们回顾了民国成立2年来四川的局势，认为成绩太差：政治上贪污成风，腐败无能，依然如清朝时候没有改变，弄得四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党务一团糟，虽有几百万党员，但毫无组织力量；军队中也矛盾重重，指挥紊乱，士气消沉。

他们认为，上述种种就是川军扛不住鄂军进攻的主要因素。

接下来，他们又重点议论了下面几个问题：第一，第三次革命会不会在短期内爆发？第二，中国国民党内部有没有分裂的可能？第三，就目前形势来看，能不能保住西南？第四，如果鄂军向西南进攻，能不能与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进行决战，应该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两人所见略同，认为短期内爆发第三次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在李疯子在还没有搞得西南的时候，绝不愿掀起第三次革命。而袁世凯在没有彻底剿灭河南和江西的讨袁军残军之前，也不可能和李疯子正门开战。两人现在都在加紧平定自己的后院，都在跟时间赛跑。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宦自认为有相当的研究。因为他长期和革命党人打交道，替袁世凯负责策反革命党人，了解很多资深的内幕。他认为，国民党从同盟会时起就形成了各种山头，辛亥革命时期就是一盘散沙，二次革命还是一盘散沙，许多同盟会或者国民党的强人各据一方，个人搞个人的革命，李疯子是最突出的一个，二次革命黄兴、李烈钧和柏文蔚与北洋军打的狗脑子都出来了，他却袖手旁观。而李想集团内部也是出现几个强人，在大西北，在西藏，这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现在力量更趋强大，一定会互争雄长。依据他在官场中争权夺利的经验，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内部早已经四分五裂，而李想集团内部也有出现分裂的可能。

对于第三个问题，他们都感到很悲观。按他们的估计，鄂军的正规部队已达40余万人，目前正在全力经营西南，向西南各省进军，现在已明确的看出李疯子的目标，那就是安后院西南，再北上问鼎中原。而北洋军部队虽然强大，仍据守着是北方，对西南是鞭长莫及，而且在河南和江西战场焦头烂额，北洋军不平息这两处，也无法向鄂区进军！仅就四川一偶来说，无论就数量和战斗力来说，在任何地区都已无力与鄂军进行决战；因而在西南上说，无论是四川还是贵州，他们都不会守得住。只有云南一地，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或许可以暂时苟安。

最后，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保卫西南”问题。

在盘算了保卫西南的兵力之后，他们认为，要想与鄂军决战是完全不可能的。既不能决战，又不能坐以待毙，就只能想办法避免鄂军的围歼而保存实力了。于是，他们定下了如下方案：在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设法将主力转移到云南去。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云南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鄂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为顾虑到西康的鄂军可能采取的阻击行为，必须具有击破西康鄂军的决心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根据这个决策，两人商定，由陈宦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西康；由宋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沪州，为将来主力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作好准备。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鄂军征藏名将刘经，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其实这个计划，能不能成行他们自己也没把握，因为川军刚刚被他们洗牌，磨合的时间太短，英镑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不牢靠。那些川军将领，同他们还不是一条心，是各有心思。就是他们两人，焉不是暗怀着两个心思？

……

袁世凯万万想不到他的这两个得意门生，在“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如此没有信心，就在寻找退路了。

……

计划完成，黄鹄最后轻舒一口气，道：“陈督这次来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怎么样？这也是对重庆将士们的鼓舞。”

黄鹄的心意，陈宦完全理解，但此时陈宦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晓。

陈宦嘴上说道：“我把川军将领的家眷全部接到了成都，就是为了掌握川军。因此，我要经常住在成都，而不能长期留在重庆。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支撑一个时期，国内形势就一定有变化。到那时，北洋军剿灭河南和江西的残匪，我们反攻的胜利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