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心道若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心中一动，还是及早去南京拉拢一些有志北伐的盟友，正容道：“只要我湖北能力所及，我定义不容辞。”
孙中山皱眉道：“什么是能力所及？”
李想道：“有些人不过是空谈代替行动，不是真心北伐的。”
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
各省的军队又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
果然孙中山也想到这里，皱眉说道：“那你先去南京，该怎么办，要和克强兄好好商议！”
李想放下了一半心事，因为还是有黄兴的制肘，说道：“我现在就去了。”
孙中山叹道：“去吧。”
看着李想的背影带着不甘心离去，孙中山心底的无奈，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在武昌革命爆发前，国内已经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部分。革命一爆发，立宪派纷纷放弃他们的君主立宪的旗号而主张共和，表示参加革命，但是立宪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绝对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用向地主买办阶级妥协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立宪派的这种主张在以为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或至少已经在望的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响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好象已经不再存在，许多革命派分子已经不认为自己同立宪派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形式上是立宪派顺应了革命潮流，实际上却是革命派在思想与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权，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立宪派的思想。
孙中山甚至觉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武昌举义之前他就听吴玉章说，“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而刚刚回到上海，听到的又是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此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
更使孙中山沮丧的是，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起草的是章太炎，列名为发起人的有汪精卫等不少同盟会高级干部。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宣言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宣言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唯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
还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和同盟会陈其美公开抢地盘。孙中山还听说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因为曾经拥戴黎元洪而被李想摒弃，这些失意的湖北同盟会会员在上海正准备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孙武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如此看来，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孙中山作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伦，大执政权，而家天下”。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当晚连夜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孙中山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
胡汉民也对李想说过，“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