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待所任事的招待人员中熟人很多，不少是由北京派去的，有几位是军咨府的同僚，如二厅科员何亚农，四厅科长吴荣鬯（震修），四厅科员、当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处长的黄郛（膺白），都很熟识。”吕中秋继续说道，看来他调查的非常仔细，“他们暗地告诉北方代表冯耿光：此地虽由都督府接待，但因地处公共租界，都督府无法派人保护，因此有很多不便，原来每日按照规定须稽查各房间的商旅，盘查来访的宾客，井对来往信简也要进行检查。至今虽然专作招待代表的处所，但仍旧必须按照规定办理，毫不假借。你若不愿受此拘束，何不搬往别处暂住，乐得找些便利。冯耿光就约同章宗祥（仲和）、张国淦（乾若）、陈金涛（澜生）等共同搬到二摆渡桥礼查饭店去住。”

“唐绍仪总代表办事处借寓戈登路英国传教士李德利公馆。李住的是一幢红砖洋房，周围都是菜田，所以附近常有一两个巡捕巡逻，因那个所在很空旷，隔开不少菜田才有一幢洋房。听说李是个老中国通，先到中国传教，并且做过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代理人，就是开发直隶省北戴河和河南省鸡公山两个避暑地区的那个外国人。他是一向交结中国官场的，和唐早就熟识，这次唐南来，他就请唐住到他的家里。”

说到这里，吕中秋突然嘿嘿的奸笑：“北方很多代表在上海被吓唬的不轻，有人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其后不到两三天就接连出了些事。起先是顾鳌就被他们拘禁起来。顾出事后，杨度一面请巡捕房对他予以人身自由的保护，一面自己也躲起来了。又有人恫吓副总代表杨士琦，要剪他的辫子，因此杨赶紧走避到亲戚家去，不仅不敢出屋，以后简直就没露过面。其余的分代表，也有打电报向北京暗通消息、问讯的，也有私自溜出上海的。由于代表们这样自由四散躲避，所以见面的机会很少，到了上海以后，他们就没聚会过一次，因此如今究竟有多少代表留在上海，也就不得其详了。我现在还知道的，只有冯耿光常同张国淦或章宗祥步行到唐绍仪处谈谈，打听些消息，差不多天天去。”

刘歆生点点头：“南方代表确定了吗？”

“已经派定伍廷芳为总代表，参赞五位，汪兆铭也是其中之一。议会的场所确定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市政厅，一栋红砖大楼，并因南方参赞只有四人到沪，所以也只邀北方代表四人参加。”

李想突然感叹一声：“国人性格太柔弱，一场革命都干不彻底……”

冯小戥放下记录会议的笔说：“也不能说这段时间其他民党军对无所作为，江浙联军拿下南京城，轰动效果不下武昌首义，也足以证明国人并不柔弱。只是黄兴去迟了一步，这么大的功勋跟同盟会又擦肩而过。但是江苏一省三督，南京城也好一阵混乱。国人的热血，就是在这些上层的犹豫，争斗当中冷却。所以像湖北革命军这样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进行连续不断的主动进攻，予北洋军以重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是其他民党军队所不能比拟的。”

第二百四十五章 功高惹是非（三）

“再说，得到外国列强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如果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那么这场辛亥大革命也就失败了。或许，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暴力革命倾向的，是武装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绝对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现在的情形看，同盟会内的妥协派，比如汪兆铭，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士绅，比如张骞、程德全，很快就会接受了袁世凯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南京政权让给袁世凯。”曾高也冷哼了一声：“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为什么总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少次的奋斗，包括如今辛亥大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

“怎么变成批判大会了？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艰苦奋战，咱们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伟大的胜利，虽然许多举义最终无可挽回地归于失败，但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李大帅撇嘴道，“继续讲刚才的问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们看南京政府和咱们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可以调和？”

“你不要撇开话题，有地事情，说得再好听也没有用！这是事实！”刘歆生脸色一板：“你的功劳太过耀眼，才给你惹来这么多是非。嫉妒你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别看湖北大捷，各地都督一个个给你发来贺电，称兄道弟的亲热的不得了，背后恨你恨得牙痒痒。所以，你和南京的关系不可能调和，他们只会加紧脚步与北洋议和，那些贺电根本就是个幌子，你没看到各地都督按兵不动，丝毫没有向北洋军出击的打算，还不就是要和议不要暴力革命！这样的目的就是抵销你击败北洋军这个天大功劳！就像中法战争一样，不败而败！”

刘歆生有点激动地说道：“也许在南京也有人本来也不想求和，只是突然看到你立下两大奇功，所以才下定决心站出来把你的光环给遮盖调！再不压制你。李大帅你就要成为比革命党人中取代王精卫的明星人物，甚至超越黄兴的英雄人物了！或者不客气地说一句，你已经在取代孙中山先生的位置了！虽然同盟会的大人物们并不这么认为。”

“刘老，你这一棒子下去，可是打翻一船人了，我们可没有一点点证据。何况孙、黄两位先生的品格，我根本不该怀有恶意去揣测，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家！万一真的是，也只会是同盟会其他别有用心者！”李大帅忽然寒毛都竖了起来：“不过这件事情倘若如你所说，就算只是南京的某些人，就未必太可怕了一点了。这不是正好落入袁世凯的圈套，落入列强的圈套？”

“鬼才知道。”梅迪耸耸肩膀：“这些事情太过于复杂，似乎能联系道一起，又似乎中间有断层。列强怎么也下圈套？”

“此次革命虽然是以国内战争的方式进行，国内矛盾显得特别尖锐，而民族外部矛盾似乎有所缓和。实际上，列强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仍面临着严重危机。民族外部矛盾的表面缓和，主要在于列强逐渐收敛了瓜分的狂妄叫嚣，改行所谓‘保全主义’政策。从‘瓜分’到‘保全’，并非帝国主义忽然改恶从善，讲究‘公理’‘道义’，‘保全主义’只是列强侵华手法的变换，并不意味着它们改变了侵略本性。相反，在‘保全’的名义下，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对中国进行更为阴险诡谲的掠夺和奴役，中华民族仍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通过已有的和新增的条约特权，列强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以更大的规模发展着，铁路交通、航海贸易、工矿企业、财政金融，几乎全被列强所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已由他人掌握。有识之士即深刻地揭露说，这是列强‘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啊。”

说到这里，李想笑了笑，却是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