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接到湖北京汉铁路事变第一份战报后，张骞深深感到在湖北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见解，竭力打消激进革命党人冒险的冲动。

他说道：“现在可以动员的民军，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北洋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太平天国在北伐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湖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安陆的革命根据地，停止无谓的挑衅，然后由黄君克强派亲信抵北京，与袁世凯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使以民国大总统一职交换也不惜。”

张骞的确是清末的一代奇才，在革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毒辣，一眼看穿革命党人的弱点，口才也段地是了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敲在黄兴的心头。

张骞眉一横，眼神如电的注视着黄兴：“战端一开，金融骤滞，外债期限，迫于燃眉，且南北多一次战争，人民多一番涂炭，即经济界多一层损失，农工商贩，常陷于不确实之地位，精华既耗，元气大亏，此战事之影响于经济者一也。”

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以黄兴忧国忧民的性子被张骞逼问的哑口无言。

张骞紧追不放：“各省盗贼蜂起，假革命之名义，扰乱治安，农事失时，哀鸿遍野，闾阎涂炭，民不聊生，民军本欲弭乱，而适所以召乱，此战事之影响于生计者二也。”

民生经济在战乱的影响，就这样被他一一道来，军中将领几乎都听傻了。

“各国阳号中立，阴主干涉，如接济军火，灌输外债，助拿租界革党，占据海关税权，且各处陆续进兵，以图有所劫制，是以蒙藏之噩耗方来，滇辽之警电踵至；而日皇对于议院之愤言，其心尤为叵测，瓜分之祸，逞于目前，此战事之影响于外交者三也。”

中国面临的强敌，是千年未有。满清少数民族政府对东西列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卖国求荣之策，因而爆发了这一场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大革命。

革命军中的年轻军官激进的不要命，几乎都没把北洋军队放在眼里，又有李想在《人民日报》发布的振奋人心的胜利，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未曾屈服。但是谈到洋人，没有谁不变色的。无他，半个世纪以来被洋人打怕了。

张骞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在敌人，警告革命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他洋洋得意的竖起三跟手指，看着哑口无言的民军激烈战将。

“各省分崩离析，已呈无政府之状态。试以现象观之，或一省各举都督，政出多门；或内部互争主权，自相残杀；或朝推而夕贬，如孙都督之取消；或既戴而复仇，如焦都督之被杀。扰扰攘攘，秩序已紊；虽欲恢复，无从著手，徒授北军以口实，此战事之影响于内政者四也。”张骞洋洋洒洒的举列四条，条条耸人听闻，他尤不甘心的恐吓道，“四者有一，已足以亡其国，况俱备乎。无怪君主党人之谰言，以共和为不足恃，同胞无此程度，而耸人听闻也。总之君主民主之问题，不能解决，则屠戮惨杀之祸日深，官军两军之仇，益固结而不可解。在政府欲以一旅之众，扑灭南方勇敢之师，固属万难奏效。在民军值此天寒地冻之际，遽欲兴兵北伐，亦恐未易成功。然则南北相持，伊于胡底？”

张骞的言外之意，就是李疯子惹恼了袁世凯，袁世凯一旦恼怒反击，则革命军有可能陷入战阵泥潭无法自拔。

自袁世凯抛来和议的媚眼，他便一直在努力劝说国民议会和民军将领，尽可能以何谈的方法，用大总统之位，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满足袁世凯的贪欲，要求袁世凯反正，反清。

最后张骞总结似的摊牌道：“愚意北军既据汉阳重镇，南军已夺北固雄关，势均力敌，就此结局，最为善策。闻英人有意解纷，劝令双方停战议和，自是正当办法。”

“放屁！”姚雨平看到张骞露出狐狸尾巴，大骂道，“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