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纵观陪审团在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我们所能清晰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事实：陪审团一直是作为奉诏履行义务，向王室提供其所需要的相关证言的民众团体证人，它们是王室向地方攫取权力、力图实现其中央集权、控制全国秩序的有效工具；并且也正是因为如此，陪审团才得以在英格兰非常迅速地扩展蔓延并立稳脚跟。

换言之，作为证人的陪审团，其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绝非出于民众的需要，恰恰是出于在某种程度上民众所反感的王权集权的急切需要，基本上非出于司法公正之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我想说，在根本上仅此而已。恰如aitnd所言：被视为“人民自由之堡垒”的陪审团恰恰起源于法兰克，而非英格兰；是出于王室，而非民众。

作为证人的陪审团向作为裁判者的陪审团之演变

当然，小陪审团从一开始被引入司法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证人了。因为法官对陪审团提供的有关案情的意见通常不假思索地“奉”为事实真相，并直接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下判。陪审团从一开始即具有的这种特征，为其后来逐渐地（当然是漫长地）向真正的“裁判者”之演变奠定了基础。从历史上看，陪审团一直缓慢地由证人角色向着司法裁判者角色演变，这种演变借助下列因素而逐渐地加强。

首先是陪审团获知案情的万式的变化。起初，陪审团是从案件发生地附近邻人中召集，陪审团通常自己了解案情，并根据其所了解掌握的情况向法官回答提出有关案件事实方面的意见，其它证人或证据不准在法庭上出现。后来由于社会纠纷日益复杂，其所涉及的区域之广大已非过去所能比，在这种情形下，单靠陪审团已无法获得关于案情的足够知识于信息，因而对在法庭上提出其他证据成为客观需要（与此相适应，陪审员开始从跨地区中召集产生）。另外，在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中，国王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往往凭特权鼓励或传唤己方证人出庭作证。国王的这种做法为整个国家的诉讼开了一种可传唤其他证人到陪审团面前作证的先河。于是很自然，普通诉讼纷纷效仍，各种各样的证人与证据被提出来，至于陪审团面前。由此，陪审团就可以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至1650年，有案例表明，证人与陪审员己经被认为是具有显著区别的了。再后来，情况就演变为陪审员必须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而不能依自己的所知来认定事实了，否则认定事实无效，新一轮的审判要被进行。显然这样就使得陪审团日益褪去证人色彩，而向“裁判者”角色接近。

其次，如前文所述，当事人往往会对陪审员提出回避请求或反对，那些容易导致裁判不公以及没有能力与资格来担任陪审员的人，很容易招致当事人的反对。这种对陪审员的挑剔在随后的岁月里日盛。最后，民众对国王惩罚陪审团的行为日益表示不满以至形成强大的反对浪潮，终于经1670年的一个案件（bhell’s case）后，规定陪审员应该根据证据自主地作出判决，不应被追究责任或惩罚。这也同样强化了陪审团的司法裁判者之色彩。

我们很难给作为证人的陪审团何时彻底演变成作为裁判者的陪审团划一条绝对的界限，但一般认为，至17世纪中期，其“裁判者”的特征已非常突出。约在18世纪中后期，陪审团彻底演变为裁判者。

作为裁判者的陪审团之稳固

随着陪审团的司法裁判者之特征逐渐强化与突出，一些微妙但具有质性的变化开始也在历史上悄悄地发生。英王室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中央集权已经基本确立，并且往往表现的过于专权与残暴，司法有时就直接成了为国王任意压制民众的手段，特别是在都锋王朝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我们所熟悉的星宫法院（星座法院）就是王权专政的得力机构。但是，历史的另一面也在悄悄地发生，那就是国王对陪审团的控制却越来越难。由王室官吏召集的其所信赖的陪审员，现在出于这些陪审员可能存有偏心而会遭到当事人一方的反对；起初，陪审员由王室官员召集，现在却有由选举产生的发展趋势；以前可以控制其他证据的提出，从而间接地控制陪审团的裁定，现在各样的证据被理所当然地提出；对陪审团作出不合国王口味的判决，国王现在也越来越不能随意地对陪审团加以处罚了。一句话，原来是国王专政的有效工具陪审团，现在似乎越来越脱离国王的控制，并且由于陪审团现在作为司法裁判者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而在实际上就能成为民众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和自由而直接反对国王专权的一处堡垒了，最著名的就是1554年的throckorton’s case和1670年的bhell’scase。此两案中，陪审团坚决反对王室的专权与骄横，一致宣告被告人无罪。有鉴于此，王室一方面仍顽固地妄图继续加强对陪审团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弃陪审团于不用的迹象，臭名昭著的星座法院从不实行陪审制；科克（ke，sir edward）爵士也曾认为重罪犯可以不经过陪审团审而处以死刑。事实上，恰如前文所表明，国王从来就不是为推广陪审团而采用陪审团，国王所需要的并不是陪审团本身，而是需要借陪审团来控制司法，维护统治。如果条件许可有更有效的办法来达到他统治国家的目的，他完全有可能弃陪审团于不用，而采用那更有效的办法（比如，欧陆国家13世纪发展起来的可对被告实行刑讯的纠问式诉讼制度）。13世纪布菜克顿（

acton）审讯方法以及16世纪星座法院的兴起即为明证。

然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深恐于王权专政的民众（特别是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及时敏锐地发现并紧紧地抓住了日渐裁判者化的陪审团这块“珍宝”。因为恰如1554 throckorton’s case和1670年的bheil’s case所表明的那样，日渐“裁判者化”了的陪审团可以成为有力地反对王权专政的一处堡垒，陪审团可以站在民众的立场维护司法的基本公正，保障人民自由，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权益。以前是国王利用陪审团（团体证人）来实现集权，如今是民众发现他们可以利用陪审团（裁判者）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对抗王权专政。正是因为这样，民众开始极力维护、保存司法化了的陪审团。终于，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成功，革命力量与国王达成妥协，于1689年签定了《权利法案》（blll of right），里载两：

其一、向来对于大逆罪之陪审员，往往选任不当，易致偏颇，此后陪审员必须为适当之登录，并由选举产生；

其二、此后关于大逆罪之公判，陪审员有自由认定事实之余地，不应受任何干涉及恐怖，俾其得尽公平之职责。

这两点都是鉴于昔日王权专政而特别加以载明强调的。从此，英国陪审作为司法裁判者的自由独立之地位得到保障，免去其遭受惩罚入狱之忧。而英国陪审团也自此由原先是王权集权之手段翻变为抵制王权专政的“人民自由的堡垒”（布莱克斯通语）。英国的陪审制度因此得到继续稳固和发展，并随着其殖民统治而遍传北美与亚非。

以上所陈，为英国陪审团制度之起源与演变经过之大略。需加说明的是，英国至此没有关于陪审制度的概括立法。时至1825年方颁布这样的概括的规定，即《1825年陪审条例》。鉴于情势变化，1870年又对其作出修改，颁布了《1870年陪审条例》。至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出于民众与王权专政进行政治斗争之需要，而非纯司法上之考虑，陪审制才继续在英国得到稳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