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华帝国征服蒙古之后，也有一些新的制度，首先是将察哈尓和归化城土默特合并，称为内藩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府，归化城正式更名为呼和浩特，受帝国的直接控制，帝国将在这里派遣官员，治理地方并驻军守卫，由北京军区管理，治所设在呼和浩特。同时蒙古各盟旗的事务，也都由察哈尔府管理。不过察哈尔府也并不干涉各旗内部的事务，但各盟举行会盟的时候，察哈尔府都要派人参与。

同时商毅还做出决定，五年以后，在察哈尔府成立内藩蒙古自治区政府，仍然坚持蒙人治蒙的原则，由各旗联合组成自治区政府，共同管理自治区内部的事务。当然俱体的制度，将由各旗派遣代表，到察哈尔府先组成一个自治区政府筹委会，大家共同商议制定。

对于成立内藩蒙古自治区政府，各旗旗主的态度都不径相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但一来自治区政府是在五年以后才成立，现在时间还早，二来从商毅的声明来看，自治区政府仍然也是坚持蒙人治蒙的原则，而且由各旗派代表参与讨论制定自治区政府的各科制度，因此就是持反对态度的旗主也都暂时没有声张，等到时看一看俱体情况再说也不迟。

最后一点就是在长城内外开设通商口，方便汉蒙两族进行通商贸易，并且允许蒙古和帝国的其他省份进行自由通商来往。

这一条是最受各旗主的欢迎，因为蒙古地处偏远，经济情况不十分落后，而且物产也十分单一，其本不产粮食作物，因此对于中原的各种物资主要是粮食、茶、糖、盐、铁、棉布、丝绸、药材、木材，金银制品等等的需求量都很大，而蒙古出产的马匹、牛羊、兽骨、皮革制品、奶制品等等，也是中原地区所需要的商品，双方确实有一定的互补性。其实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一直都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战争不断，但双方的通商来往也同样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致比战争的时间更多。不少时候双方都是一边打仗，一边做生意。

其实经济实力才是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所在，因为从贸易依赖性来说，游牧民族对中原商品的依赖，要远大于中原对游牧民族商品的依赖。只是由于观念狭碍和见识的不够，历代的中原王朝都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北方的游牧民族，只是把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开埠通市，当作是对他们的一种恩赐，体现上国皇恩，而不是制约他们的手段，因此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开埠通市上，往往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心神来潮，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实际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北方游民族都有入主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的游牧民族只是想生存下去，或者生活得好一点，而其实也并不想和中原王朝打仗，只是双方不通商，游牧民族就无法得到自已需要的商品，只好发动战争去抢，双方的绝大部份战争，就是这样引起来的。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章 长城定蒙（四）

不过在商毅穿越以前生活的时代，经济手段实际己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主要手段，绝大多数的事情，都可以在经济层面上来解决，根本不需要发动战争。当然各国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当然在这个时代，仅仅只靠经济手段，能够解决的事情确实很有限，但仍然可以做为战争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只要是能够应用得好，还是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的。

因此商毅也把与蒙古通商，做为对蒙古进行管理一个重要的制约手段，一方面通商可以促进汉蒙之间的交流来往，进一步接近融合，加强蒙古人对帝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贸易手段，控制蒙古的经济命脉，当蒙古各旗都习惯了通过互市贸易的方式，来获得中原的各种物资的时候，就算再出现一二个野心家，想唆使蒙古进行反叛，也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毕竟对绝大多数的蒙古牧民来说，并不希望打仗，因为打仗始终都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送命，而能从打仗中收益的，永远只是少数旗主，轮到士兵身上的，总是少数。

不过帝国自身保持强大的武装威摄力量是前题，否则神马经济手段、外交手段都是浮云。如果是狮子老虎，长得肥壮到是无所谓，但如果是猪羊，过于肥大绝对不是好事。

当然各旗主使者并不知道商毅的想法，但知道帝国不仅在长城内外开设通商口，而且还允许自由通商，而在这方面，帝国比清廷开放得更宽，这也就表示，汉人的商队可以深入到蒙古各旗，兜售各种所需的商品，当然从理论上说，各旗也能派出商队，跃过长城，进入到中原内地经商，这对蒙古各旗来说，都是绝对的好消息。因为各旗的通商权大倍份都掌握在旗主的手里，一但开通商贸，也就意味着钱财滚滚而来。

因此到这个时候，各旗主才都有一些向中华帝国投降，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的想法。于是也都心脱成服的再次向商毅谢恩。

随后商毅又乘机下令，各盟的盟主在回到盟内之后，马上招集会盟，一方面督促未派出使者朝见商毅的旗主，尽快派出使者到南京去，向中华帝国表示臣服，同时也宣称，如果在明年三月之前，还没有遣使入朝的旗主，帝国将视为不臣之旗，将立刻出兵征伐，绝不宽恕。

而在另一方面，也是确定以后各盟轮流出任盟主的排列秩序，交到呼和浩特的察哈尔府来，在场有三名盟主，都一一允诺，而未到场的盟主，他们的使者也都表示，一定会回去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