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商毅也是在为以后的国家体制考虑，其实就商毅本人的意愿来说，他毕竟是民主和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没有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野心，如果条件许可，他肯愿意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君主制的国家。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己经决定了，共和在目前的中国，根本就走不通，因此只能采用君主制，做为国家体制，肯定不会采用旧式君主专制的体制，而是釆用君主立宪制。

当然在国家成立的初期，商毅不会全面将权力下放，但在国家日常的行政制度上，还是以内阁为主，国家的行政命令，应该是由内阁的名议发出，自己只付责所有政令的最后把关和控制，但并不直接下达行政命令。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君主制，大体类似十九世纪的德国威廉王朝，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说，和明朝实行的票拟，批红制度也差不多。

但这一次商毅非常高度的以靖北王的名议对清廷宣战，不仅是传给清廷，同时也传谕南方的三个南明朝廷，也是向天下正式宣布，南京政府己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国家机构，而不在其他势力的臣下。

如果说宣战，还只是一个像征意义，那么在宣战之后的第二份诏书，则更俱有实际意义。

第二份诏书主要是针对清廷，首先历数了清廷的罪行，又以几年来中华军对清廷的胜绩，表示清廷必败，南京政府必胜的结果。同时以北京动乱、北方农民纷纷举义为例子，号招在清廷治下的百姓配合中华军的战斗，揭杆而起，反抗清廷。

而诏书也针对降清的原明官员，包括清廷所有关内的汉族官员，以及所有清军中的汉族军兵在内，要求他们看清形势，认清大局，不要再跟着清廷走了，自绝于天下，而是要争取反正立功的机会，弥补自己的降清错误。

同时在诏书的最后，还列举了几种反正立功的例子：

从诏书下达之日开始，弃清南归的文武官员都可以算反正立功，南京政府将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并且将根据实际情况，受予他们一定的官职，如果带来凊廷的重大情报，或是带过来军队，以及抓住清廷的重要官员、宗室成员等有其他功劳，还可以增加奖励，如果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而在开战之前，如亲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称为战前起义。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的重要程度，在中华军中任职；并且可以保留部份军队，其余接受中华军的整编；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尚未明显分出胜负的时候，能够策动带领军队归顺，献出自己防守阵地或城池，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重要将领，帮助中华军取得胜利等，称为火线起义，可以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并且将根据所立功劳的大小，在中华军中任职，但不能保留军队，原有军队，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不原为官，也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

在战场己经出现了明显的胜负时候，不在继续负隅顽抗，能够策动带领剩佘军队归降，或者抓住清廷的其他顽固将领，能够减少中华军的损失，称为火线投降，可以不作为俘虏对待，并免除他们降清的罪行，保证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可以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定居，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但投降的军队，必须全部接受中华军的整编。

尽管在这份诏书发布的时侯，中华军在山东战场上，正处于第一次战役结束，而第二次战役尚未开始的时候，华军在战场上尚未取得明显的优势。

但在这个时候，北方连续爆发反抗清廷的农民起义和原明将领的反正，不仅牵制了清廷的大量精力，而且也造成了清廷的人心动荡，和社会不安，有不少人都能够看出来，现在的清廷在与南京政府的对抗之中，己经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因此山东战场的结果，并非绝对重要的。另外商毅己经决定，在襄阳一线，发动南阳战役，以配合山东的进攻，他也相信中华军在未来的战斗中，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商毅向清廷发布这样一份内容诏书，煽动清廷的汉族官员、将领反正、投降，无疑是将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一些心怀异心的汉族官员在这个时侯，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另一方面也可以瓦解清军当中，关内汉族士兵的斗志。尽管清廷并非是以关内汉族士兵为主力，但如果在战场上，两军对持的关建时刻，有一支汉族士兵的投降，献出其所守的阵地或城池，对一次战役来说，绝对是一个十分致命的打击。

清廷本身，其实还是实行的部落政治，排外情绪本来就很重，而现在满汉矛盾对立己经十分严重了，因此在这份诏书发布之后，清廷对这些汉族官员也会更加猜忌，这样一来，也能进一步加深清廷内部的矛盾。当然也正是商毅的目地所在。

不过巧合的是，就在这两份诏书正式发布之后，山东军区就一直告捷不断，胜利几乎是接蹱而来，相续攻克兖州、济南、东昌等地，不仅基本占领山东全境，而且还俘虏了阿巴泰、岳乐、李率泰这样的清廷重臣，则使这两份诏书的正式发布更显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