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财政支出，也达到了二亿三千一百二十七万三千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华军成立了军区制度以后，军队的规模扩大了三成多，而且有近一半的武器进行了更新换代，另外造船厂也重新开始生产大型帆船，同时还有武昌钢铁厂、龙山船厂、南京兵工厂这三个大工厂项目上马，也需要大笔的资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最终居然还能够达到近五千万圆的盈余，也说明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己经进入了一个良好的循环中。

以不足原明朝六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下等同于明朝全国税收的巨大财富，主要还是在于，和过去的时代相比，南京政府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今年的财政收入中，对外贸易仍然占据了近一半的比例。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南京政府的对外贸易提升的潜力并不大了，但由于在去年成功的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南京政府的对日贸易额直线上升，因此海外贸易也有大幅上扬。另外今年抢领了吕宋群岛之后，海外贸易这一块在明年也几乎可以肯定，还会继续提升的。这也说明，商毅过去判断有误，对外贸易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只要能够向日本这样，打开海外的其他市场。

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的商业流通，也不能小视，长江中游的六省，接近两千万的人口，这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而今年一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战争，也使南京政府内部的商业流通规模迅速上升，内部流通的商税，也成为政府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而且随着以后内部流通的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收入也会继续増加。

另外由于现在农业还处在免税期内，因此农业税的收入并没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一但农业税向免税期结束，虽然和工商业相比，仍然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对于财政收入来说，将又增加一个重头。因此也可以说，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前景，是相当光明的。

因此按照这样的发展，只要坚持发展工商业，坚持对外的交流和贸易，使工商业的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将越来越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也将得到进一步的状大，那么中国的发展，也将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

而且就算是在商毅之后，也不用再担心守旧势力复僻重来。因为新的统治者，也不敢冒然的停止工商业的发展，闭关锁国，又退回到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远比造出什么新式的武器，什么畅销的商品，意义要大得多。

而就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式之中，顺治五年（1649年）也全部结束，新的一年又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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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征月中旬，商毅终于收到了北京发回来的消息。

事实上北京动乱的规模和严重性，比商毅预想中的要大得多。按照商毅原来的估计，这一次能够挑起汉满之间的矛盾，在北京城里发动个几万人，闹上十多天，让清廷这个年过不安稳，就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没想到在后来局势失控，竟发展成一场全城性的大动乱，那么北京想要恢复到动乱以前的水平，没有二三年是做不到的。另外汉满之间的矛盾也极度激化，几乎难以调和了。

当然北京闹出的动静越大，乱得越狠，汉满之间的矛盾越深，对南京政府来说，自然也是越有利的。另一方面也是报了去年清廷的谍报机构在南京捣乱的一箭之仇，当然这次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巳经不能用“捣乱”两个字来形容了。而商毅也暗自窍喜，自己这一手当然比清廷玩得漂亮多了。

不过凡事都如此，有一利就会有一害，虽然北京动乱的规模对清廷造成的打击比预料中的大，但也给南京政府设在北京的情报网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这次行动中，情报网络并没有给清廷留下多少线索，但因为北京全城动乱，后来北京市民又大规模出逃，也迫使大部份的情报网络停止了工作，不得不暂时逃出了北京，否则在这个时候，还留在北京城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好在是这些年来，南京方面在情报工作上确实做得非常成功，有一些情报人员打入到八旗贵族家里中，也有一部份情报居点找到八旗贵族当靠山，因此还是有一部份情报网络留在北京城里，继续开展工作。

但一来是清廷查得很紧；二来北京的局势大乱，因此情报工作的效率也下降了许多。北京大乱的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送回到南京来。

而商毅在高兴之余，也马上想到，暴乱的后续手段。在策划这次暴乱之前，商毅也考虑过，一但暴乱成功，可以在山东、河南等地，向清廷发动几次进攻，以配合这次暴乱，如果能够夺取几个战略要点，也就能够为下一步全面北伐，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按照商毅的计划，今年还应该再打一年的基础，明年才是发动全面北伐的时候。因此今年进行几场局部战役，打几个胜仗，鼓舞自己的士气，这样的结果，就很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