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他真找到了，那么可能会超越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找了一生，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个真相。

真理非是在民主与专政上，而是在易经中。无论民主或是专政，它们只是阴与阳的区别，前者是将权利分化，以便形成相互监督，后者是将权利集中，以便减少掣肘。只不过一个民主一个专政，将它们具体化与细节化了。这才是它们的本质。

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策群力，取消补短，补漏拾遗，使决策更完美化。但有好的一面，必有坏的一面。都堂会再加上监督机制的扩大，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办事拖拉。因此老臣最后提议，若是各部司决策为其他部司反对时，交给陛下决策。陛下不能决策，在各部司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决策又是在各部司职责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执行各部司的决策。”

这也是郑朗一惯的做派，做比说好，争执不下时，不能耽搁做。不然各种政务就扯皮了。

“还有就是各监督机构与言臣，他们职权是监督各官员的德操，与国政的执行利弊，而非是决策与执行机构。言臣有权臣弹劾，但不能干涉各部司的决策与执行权，各路监察司有权督促各州县官员的德操与吏治，但同样不得凌驾于各州各县官员之上，粗暴干涉各州县的政治。”

赵顼点了一下头。

郑朗在没事，不在了，必须将这个轻重说清楚。不然有的言臣同样无法无天。

郑朗又说道：“陛下，老臣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易。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或物，同样没有永世能存在的制度，就说陛下与老臣，还有诸位臣工发起的熙宁变革，对我朝立国以来种种弊病进行了治理。如今无论经济，或者军事，或者各官员的操守，比以前要好一点。然而为了减少争执，牵让太多，种种改制执行得不彻底。也许在一百年内，只要君明臣贤，它还能是一个治世法策。但过了一百年，又会产生新的弊端，那怕是诸监的契股制度。然而改制更难。熙宁改制侥幸勉强成功，若不成功呢？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