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月，旱情在加重。

各地粮价在疯涨，朝廷下诏，京城粮价每斗粟麦米皆涨了五文钱，京城乃是国家中心所在，不敢涨太多。北方其他地区，有的一斗涨了十文，有的一斗涨了十五文。

不是朝廷要赚这个灾粮钱，而是迫于需要。

去年时，朝廷疯储了大批粮食，灾害到来时，各地粮商迫于那个储粮数字，不敢涨太多价钱。随着旱灾加重，南方粮价渐渐应声上扬，然而朝廷还是这种平价粮在销售，于是商人一起囤积居奇，不出售了。

旱灾今年中止，那怕是能将明年夏收抢上来，朝廷不怕，但不是，旱灾会持续到明年，连秋收都受到严重影响。靠朝廷储粮，远远不足的，一旦储粮售完，马上粮食就会成为天价。适度地涨一点价，让商人将他们粮食向外销售。并且也是便民，朝廷备粮，只论量，不论质，若北方粟充足，郑朗有可能全部备粟，便宜啊。但粟麦收购完了，也不能备出灾民所需的量来，只能备一些米。至于各地的品牌大米，哪里会备？因此有了量，可粮食质量很差。普通人家有的吃不管的，可大富大贵人家，吃的还是粮商优质米，包括郑家本身，难道郑家派下人去京城的衙门前排队购粮？粮价放一放，商人有利可图，也会将仓里的粮食打开销售。况且他们也不知道旱情会持续多久，朝廷还在陆续筹备粮食，不担心手中的粮食最后跌到一斗四十文？

这就是灵活机动之举。

若死板抱着爱民的想法，粮价非得按成本销出，今年秋前没事，秋后准得出大事。

即便不经营河湟，全国粮食收成就那么多，商人囤积居奇了大半，朝廷用钱都买不回来粮食。

就是这样，郑朗仍然担心粮食不足，又想到海外。海外驻守的百姓与兵士很苦，海上的危险，炎热天气带来的疾病，当地还有部分土著人的威胁，不过有苦就有甜，有大片耕地种植粮食瓜果蔬菜，维持着船队消耗之外，粮食产生积余，有的兵士与百姓便将它酿酒销售。后来朝廷索性放开，出售酒曲，让他们公开酿酒销售，那怕带回中原。用来补贴这些轮流到海外兵士与百姓的收入。没有可观的财富，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海外驻扎？这部分粮食不会很多，但若筹备好，能筹得几百石粮食，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数量。

虽成本会很高，会产生一个积极意义，国家得粮渠道多，商人不敢囤积居奇，有粮会见利销售，也不会与朝廷争抢南方各地粮食，导致粮价成本进一步的上抬。而且各州县不仅有流民，流民数量不到三分之一，河边百姓仍有收成，城市居民与农业无关，九成以上继续留守。这个意义非常巨大的，他们留下来，无论是买商人高价的优质粮，或者是买朝廷平价粮，这些钱帛又可以回拢，从南方调粮过来。否则粮价越来越高，一起轮为流民。流民用工代赈，朝廷是无条件发放粮食。一个是售粮，一个是无条件发放，性质会相差多少？

况且整个灾区有多少百姓？几千万之巨，尽管此次施工，以人力为主，技术物资成本为辅，增加施工的灾民数量，减少物资成本，但什么样的工程，需要几千万劳动力？

必须减少流民数量，那怕是用工代赈的有组织流民。

其实郑朗早就安排好了，余下的大臣萧规曹随即可。

想到这里，郑朗又道：“陛下，臣在三司做做过统计，粟从购买到入库，虽皆就近储备，然有人力成本与运输成本，入库时每斗达到十七文钱。麦有部分来自南方，成本更高，每斗近三十二文。米更贵，特别多岭南冲进来一批米，使成本入库时就达到六十二文。自前年大肆储备，两年的储备过程中，包括翻晒水分的损耗，鼠虫鸟雀的损耗，管理成本，再次运输时成本与损耗，部分官吏的贪污，实际成本还会增加二成到二成半之数。臣将各地平价粮销售价格又做了统计，平均起来粟每斗售价是三十文，麦是四十九文，米是一百十四文。但不能算是盈余，一是售粮仅占其中一半之数，二是虽有少量盈余，一旦丰收，粮食下降，朝廷也如是米商，仅是一个公正有良心的米商，同样担负着亏本危险。”

大家皆善意的一笑，若按郑朗的算法，朝廷是赚的，一斗粮食能赚到十五文以上。不过若风调雨顺了，粮价跌到以前，不但亏，而且会亏得很厉害。郑朗又道：“明知是风险，朝廷终不是做生意的商人，是人为本，爱人爱百姓。因此所售粮食款项不能动，特别是夏收到来时，南方也种植着麦子，南方人多不爱吃，将它们全部收购上来。毕竟相比于米，麦子更便宜。以免旱灾会延续，只要朝廷始终保持着大量储粮，粮价纵使还会涨，也不会涨到皇祐时的巅峰，留守的百姓同样有了一份生机。”

又扭过头来问王韶：“子纯，秦州有多少备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