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韩琦二人是奉宋神宗的旨意，从家里赶过来的。司马光原本想再做做姿态，以写《资治通鉴》为名，要宋神宗三番五次下旨再出山，可是，当他接到宋神宗的旨意之后，马上改了主意，从河南府连夜赶来。

雄州战事不利，宋神宗在旨意上明确说了，要他进京，商议抵抗辽军入侵中原一事。这是他的良机，完全可以借此事大做文章，干掉王安石，他就有机会重新出山，只要他当上丞相，新法夭折就是必然，那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他哪能不来的。

为了早点赶到汴京，司马光是日夜赶路，刚刚赶到，风尘仆仆，顾不得歇息，就进宫见驾，准备逼王安石罢相。

很巧的是，韩琦与他前后脚赶到。韩琦与范仲淹是同时代人物，二人同时驻守陕州，同抗西夏。范仲淹驻守陕州，取守势，西夏虽然强横，却没有捞到便宜。范仲淹曾以此方略告诫韩琦，韩琦不以为然，率军冒进，在好水川打了一个大败仗。

好水川一战，是宋朝与西夏百年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西夏虽然侵边，却名义上仍是宋朝的属国，没有自立。好水川一战之后，西夏开始独立了，不再承认宋朝为朝廷，才有了西夏国。

韩琦的好水川之败，使他在暂时间内受到攻击。让人惊奇的是，好水川之败竟然成了韩琦进身之阶，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他竟然不断升官，成了朝廷的一方重臣，还是“深通兵道”的那种“名将”。

这也折射出了，宋朝好坏不分，清浊不辨的官场风气。

作为老一辈知兵的“名将”，在辽军即将进攻中原的紧要关头，宋神宗想起了韩琦，下旨要他进京。韩琦接旨之后，大喜过望，攻击新法的良机到期了，连夜赶来，正好赶上商议大事。见到司马光，韩琦更加笃定，王安石罢相是必然了，不由得暗中窃喜。

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吓人，过了老半天，还是宋神宗率先说话。

宋神宗的语调很低，语气沉痛：“诸位爱卿，朕不敏，而登大位，本想上顺天心，下体民情，励精图治，革故鼎新，让大宋之强强于契丹。然天不佑朕，竟有雄州之败，辽国入侵在即。这是朕之罪，非臣之错。”

宋神宗深深自责，一语“非臣之错”，是在为王安石开脱。

为了变法，宋神宗和王安石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反对新法的人很多，司马光、吕公著、韩琦这些人最为有名，是反对党的领袖。

雄州战败，给了反对派最好的反击良机，最好的反击理由，若他们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司马光就不是司马光了。是以，宋神宗决定，把这些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就不会有人责怪王安石了。

“官家，臣有本奏！”司马光一听就知道事情要糟，要是宋神宗把罪过揽到自己身上，他要搞掉王安石，自己当丞相的想法就不可能实现，忙抢着奏本。

“说吧！”宋神宗又何尝不明白他的心思，有心不让他说话，可是，在这危难之际，团结才是最重要的，不得不让他说话。

“谢官家。”司马光深施一礼，这才缓缓而言：“官家自登基以来，心系天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宋日趋富强。然，朝中有奸佞在侧，摇唇鼓舌，以邪说惑官家，天下不宁，徭役日重，战事频启。熙河之役，费钱亿兆，名虽拓地千多里，实为无用之地，于大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