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波兰危机”，随着法兰西皇帝亲临议会发表专题演说，一下子又成为了全欧瞩目的焦点。

正如艾格隆所预料、所期待的那样，在他结束演讲之后，他的演说全文，也通过各国在巴黎的官方非官方渠道，迅速扩散开来，犹如是激烈的浪涛一样，短短几天内从法国扩展到英国和整个西欧，再一路被中欧、东欧的报纸所转载，最终传递到了圣彼得堡。

这片演说虽然简短，但其中一些爆炸性的言辞，却轻易地引发了各国舆论的热议。

不过，针对他的演说，国际舆论却呈现出一种非常“割裂”的反应，各国官方都非常冷淡，要么干脆不作任何置评，要么含蓄地批评年轻的法兰西皇帝“管得太多”，有违尊重各国国界和主权的“维也纳精神”。

作为当事人，俄罗斯帝国的反应自然更加激烈一些，因为俄罗斯此时还是没有任命驻法国大使，所以由“代办”向帝国政府提出抗议，不过这种抗议虽然言辞激烈但并没有什么意义，更像是一种官样文章罢了。

而在各国民间，这篇充满了激情和“人道主义”的演讲，却赢得了一片叫好，许多报纸在全文转载之余，还会附带报社本身的评论，对这篇发言表示支持。甚至哪怕是在俄罗斯本国内，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暗地里认同皇帝演讲当中阐述的精神。

这不光是因为艾格隆迎合了欧洲此时的“政治正确”，更是因为他终于给欧洲带来了一点“崭新气象”。

自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确定以来，欧洲得到了长期的和平，但同时却也陷入到了沉闷的“平庸”当中。

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推行的一些进步举措被取消了，君主专制的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随时准备联合起来镇压各国的革命，反动势力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不光意识形态上守旧派实现了“压制”，就连各国的君主都让人感到暮气沉沉。

在1831年，欧洲各大国的君主是什么景象？

68岁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刚刚去世，但继承王位的是他65岁的弟弟威廉四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已经63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现年61岁，唯一年轻一点的君主是35岁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比老君主们还要反动和保守，更显得可怕。

这些“老男人”都已经进入到了生命的暮年，因此寡淡无味，他们都特别喜欢保守主义，这也让各国的宫廷和政府显得死气沉沉，而这些君主，根本难以满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趣味，难以受到爱戴。

而这时候，21岁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二世却横空出世，他有着清新的形象，年轻而且精力充沛，还口口声声“民族自由”和“人道主义”，这些都迎合了此时欧洲新兴阶级的舆论趣味，自然也让他得到超越国界的认同感。

哪怕并不喜欢法国人、也不喜欢波拿巴家族，但对死气沉沉的环境有所不满的人们，也会觉得，这时候有个年轻君主带来一点新鲜空气是一件好事——反正皇帝已经说了，他不想为了波兰打仗，大家横竖都不会面对任何风险，那不如为皇帝叫好，就当“图一乐”。

在这样的舆论风波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热闹，所有人都一无所损，唯一的受害者，自然就是此刻正在独自抵抗沙皇、流血流泪的波兰人了。

此刻，波兰人还能够勉强支撑，甚至还取得了好几次战术胜利，逼退了一部分俄罗斯军团，但是既然得不到任何实质的“国际支持”，那么再多的舆论支持也起不了作用，起义被镇压的结局自然也近在眼前，就像是个注定的结局。

在这种注定的结局面前，一部分波兰人（主要是地主和贵族）开始动摇，希望尽快和沙皇妥协，换取自身特权和财富得以保留；一部分人则被爱国主义所激励，哪怕明知必死也不惜以身殉国，希望能够让其他各国看到波兰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而占比最大的一部分人，则以冷漠的态度看着事态的发展，等待着一切的结束，等待着秩序的恢复，毕竟对他们来说，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被谁统治反而是次要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一部分自知独立无望、又不愿意继续当沙皇顺民的知识分子和贵族选择了流亡，这些流亡的波兰人在接下来几十年当中也会流散四方，并且怀揣着对“故国”的眷恋，等待着国家真正独立的那一天。

而法兰西帝国，也如同皇帝所承诺的一样，张开双臂迎接这些被迫流落异乡的客人，让他们得到安全的庇护，不必担心被遣返回国，法兰西也将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

此时，正有一位波兰流亡者，在枫丹白露宫廷的盛情邀请之下，悄然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宫廷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