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请您回答我——”

面对维尔福检察官的质问，埃德蒙一时陷入了沉默。

如果是1815年那个年方十八岁的小水手埃德蒙·唐泰斯，他会在这里大声疾呼“不管怎样，我不知情，所以我是被冤枉的！”。

但现在他是1831年的基督山伯爵，他不仅仅见证了政治的风云变幻，甚至自己也已经是政治的一份子了。

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伙同这位维尔福检察官，一起查办了“马尔蒙元帅叛国案”，并且将自己的老仇人、已经死去的费尔南搞得身败名裂，搞成了叛国案件的中心人物。

正因为深度参与了这一切，所以他已经知道，在政治的世界里面，没有知情不知情，也不管无辜还是有罪，政治看的是结果，看的是“需要”，看的是谁更加能够掌握形势、进而控制话语权，然后来“定义”对手的罪名。

因为船长突然病重，自己帮船长送了密信，上了厄尔巴岛还见到了拿破仑皇帝，那么自己就是波拿巴党派的“信使”，自己就在无意中，把自己绑到了波拿巴家族的战船上。

毫无疑问，如果当初拿破仑皇帝真的赢了，“百日王朝”不仅仅只活了百日，那么有闲心的他，一定会封赏自己；

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拿破仑皇帝一败涂地，波旁王家再度卷土重来的时候，自己同样也将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哪怕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但为拿破仑送信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己是无辜，还是有罪？

准确的答案是：对一个波拿巴家族的法庭来说，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但对一个波旁王朝的法庭来说，自己就是一个政治犯，“不知情”并不是什么可以用来辩解的理由。

对于家庭纠纷、债务纠纷、乃至江湖仇杀这种案件来说，“正义”是一个明摆着的东西，是可以被厚厚的法律书所定义的东西，但是，当牵涉到最高的权力时，“正义”已经变成了非常模糊的东西了，全看立场而定。

国民议会砍掉路易十六的脑袋是正义吗？热月党人砍掉罗伯斯庇尔的脑袋正义吗？拿破仑皇帝发动政变独揽大权正义吗？

“正义”已经无法定义这些东西了，而是由这些事件产生的结果来定义何为“正义”。

国民议会赢了所以用杀死国王执行了正义，热月党人政变成功了于是杀死罗伯斯庇尔执行正义，拿破仑赢了所以成了皇帝，他们就成了正义。

所以，当按照维尔福所说，在“波旁王朝暂时赢了”的前提下，哪怕真的来了一个“秉公执法”的法官，那么他也必然只会按照波旁王朝的正义来判决自己。

哪怕一个是完全公正的判决，他也逃脱不了“逆党”的恶名。

在政治上，不知情绝不是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那几十年当中，多少人都被稀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哀鸣又有谁在乎呢？…

维尔福不服气的就是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哪怕换个王党分子来马赛当检察官，只要发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一定会“难逃法网”，因为自己已经是波旁王家的“正义”的敌人了，只要在波旁统治的国土上，自己就必须是个罪犯，而且罪无可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