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艾格隆任性妄为的冒险，特蕾莎气得罕见地失态了，甚至当着旁人的面拿着手杖抽打自己的丈夫，艾格隆自知理亏，也只能苦笑着承受，当天还一直说好话安抚特蕾莎。

好在特蕾莎并不是记仇的性格，被艾格隆哄了几句气消了以后，也不再追究了，只是她要求艾格隆以后不许再这样拿为追求刺激而故意冒险，艾格隆自然是满口答应——至于实际上会不会照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这样，这对少年夫妻之间的短暂风波宣告平息，他们又重新享受了共处的时光，一起在这群山环绕的小镇周围游玩，好不快活。

当然，游山玩水对他们来说只是排解心情的消遣，他们的精力注定要放在家族的事业当中。

在这个新年的冬天里，艾格隆一直都和巴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和法兰西距离接近了一大截，所以他和基督山伯爵和特雷维尔侯爵等人交换信息的时间自然也缩短了一大截——也就是说，以前他只能指出大致的方向，接下来让自己的手下们自由发挥，定期向自己报告进展就好，而现在，他可以多少尝试一下自己亲自指挥了。

当然，他信任自己手下们的能力，没有兴趣对每一件事情都去“亲自指挥”，那只会让所有人陷入混乱当中。

他把自己亲自指挥的范围，限定在了宣传工作当中。

这一点，他自然是吸取了“后例”，也就是拿破仑三世在历史上的蛰伏时期（1836-1848）的经验。

在那个时候，拿破仑三世无兵无钱，但是他拼了命的给自己刷声望，除了带着几个手下搞兵变之外，他更注重的是想尽办法蹭当时的时政热点，用自己各种政治评论来输出观点，一方面给自己积累名气，一方面抓拢自己的基本盘。

他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欧洲大陆上革命思想回潮、各国资产阶级和新生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充满了政治热情，四处兜售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保护工农利益的政治价值观。

既然这是“成功经验”，艾格隆自然也毫不客气地吸收参考了。

但是，参考并不意味着刻舟求剑的照搬，“政治”是有时代特点的。

历史上的拿破仑三世，在他蛰伏时期的年代，法兰西已经不是被波旁家族同时，而是进入了奥尔良家族统治的七月王朝时代，奥尔良家族以王室小宗吞并大宗，本身在“道德合法性”上面就岌岌可危，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性，奥尔良家族标榜自己走中庸之道，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同时试图讨好保王党、帝国派和共和派等等政治势力，更加宣称要保护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阶级调和”已经不需要争论了，拿破仑三世只需要证明自己比奥尔良家族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搞阶级调和就可以了。

同时，在那一段时期，经过了30-40年代一系列革命，原本欧洲各国沉闷的群众又重新被点燃了，不光是热血激情的大学生们，就连一向对政治非常冷漠的小店主、商人群体，也积极地投身于政治当中，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益（其直观的表现就是争取投票权）。

英法普就成为了这一轮政治狂潮的典型代表，其结果就是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法兰西出现多次街垒革命。而普鲁士，则诞生了《莱茵报》和它那个最著名的编辑，最终以1848年席卷全欧的革命狂潮作为结尾。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不必费心跟别人论证社会主义好不好，他只需要论证自己想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现在面临的局面却大为不同。

现在是1829年，整个欧洲刚刚走出战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灭、欧洲被神圣同盟的枷锁捆住，而人们也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当中筋疲力尽，几乎丧失了对政治事业的激情。

在这种普遍性的情绪之下，想要照搬拿破仑三世的经验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会革命的话，反倒会让他陷入被神圣同盟所痛恨的境地，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对于这群劫后余生、对宏大理想已经毫无热情的人民，艾格隆讲那一套思想并没有太多意义，想要打动人们，他必须去讲更加实际、更加贴合每个人自身利益的东西。

正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把着重点放到了扩大选民范围，以民意来决定国体上面。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波拿巴就是普选制！”

这个口号足够打动人心，不过，它能够打动的主要还是城市贫民以及工人阶级，他们受过一定教育，并且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厂当中，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思潮的洗礼，也明白自己政治权利的重要性。

但是在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人口同样庞大、却整个沉默无声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