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冠阳感慨地说道。

“哦？说来听听？”

张准好奇地问道。

“唉，说来话长……”

罗冠阳缓缓的解释起来。

明军在辽东的军队，的确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在广宁战败以后，有很多的明军投降了鞑子，也有很多的明军撤退到了锦州，另外有一部分人，既没有投降鞑子，也没有退往锦州，他们决定自己单干，决定依靠自己的能力杀鞑子。

一直以来，辽东明军的基层官兵，对于上层指挥，都是非常不满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很多基层官兵都觉得，他们之所以连连战败，都是因为上头的瞎指挥。要是换一个高明的指挥官来，他们肯定不会总是打败仗的。在这种抵触情绪的支配下，辽东军闹饷、暴动之类的斗争，层出不穷。动静最大的一次，就是将毕自肃都囚禁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决定抛弃上头，自己单独干。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趁着战场的混乱，杀了一些鞑子。但是，随着努尔哈赤亲自到了广宁，随着鞑子加强对广宁周边的控制，他们的活动区域就越来越狭窄了，死在鞑子骑射手箭下的越来越多。偏偏这个时候，辽东的明军，拒绝对他们施加援手，听凭他们被鞑子屠戮，甚至拒绝他们重新归队，担心因此引来鞑子的奸细。最终，除了罗冠阳等人，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就算有活着的，应该也是下落不明了。

“唉！”

张准听了罗冠阳的讲述，也只有微微苦笑一声。

在辽东的问题上，明国朝廷，的确是错误百出，做得很不够意思的。其实，辽东的汉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争，只是他们得不到有力的援助，最终才被鞑子镇压下去的。要是明国朝廷积极一点，给予的支援大力一点，鞑子想完全的控制辽东，还是比较困难的。

根据张准的认知，辽东汉民的抗争，从很早就开始了。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鞑子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鞑子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鞑子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