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份感情的存在，他就特别不乐意人家说农民的坏话，尤其当着他的面。

可他也承认李经理说的情况是事实。农民太穷太苦了，总想多挣点钱。倘若他们旱涝保收，大概也就不会耍这种小聪明。

王教授也是典型的哑巴英语，词汇量大，语法没问题，但是开口相当够呛。听着农场主满头雾水。

还是李经理帮忙翻译，对方才给出了答案。

喂药？不存在的。疫苗都是公司通过饮用水给小鸡喂的，不归他负责。假如鸡生病了，那也是兽医治疗啊，又不是他的事。况且接种过疫苗之后，封闭式鸡舍保持卫生，减少外界病菌传播的可能，鸡也没那么容易生病。

王教授算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人家的重点放在预防而不是治疗上，自然就不需要使用那么多药了。

现在农民养鸡鸡肉里药物含量超标的主要原因倒并非是鸡生病，而很多养殖户在预防性用药。因为害怕生病，害怕没能及时用药，所以长期把药（主要是抗生素）拌在饲料里给鸡喂了。这样即便有病菌传播，也能控制住。

但长此以往，这就是一只药鸡，而且还会造成超级菌现象。养鸡人需要喂的药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才能压住病菌传播。

这么做，可以说是饮鸩止渴，根本不利于养殖业长期发展。

李经理好奇了一句：“周经理你是如何保证你收上来的机不是药鸡的？”

如果农民能够保证规范养殖，其实肯德基也不介意和农民合作。美国肯德基使用的鸡肉同样是农户养殖产品。

周秋萍笑了笑：“我是通过农村的基层销售组织供销社来达成双方合作。我们为了保证鸡在适当的时候被宰杀，采取的是每天定点在一个地区的养鸡场进货。如果抽检发现鸡肉的药品含量超标，那么作为惩罚，我会减少在这个供销社的进货量，把指标分配给附近的供销社。”

她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种简单的连坐以及制衡手段。

同一个供销社的养殖户，因为害怕受到同伴的连累，所以在自己养鸡的同时也会承担起义务监督对方的责任。如此一来，自然就减少了不规范喂药的概率。

同时，她选择在发生药鸡事件后，将空出来的收购额度分给旁边的乡镇，也是防止同区域的人抱团，共同对抗公司的政策。

李经理是少年时期才移民美国，算半个香蕉人，对于中华文化的隐约之处，还是能够理解的。

他只好奇一件事：“你不怕他们联合起来闹事吗？”

说实在的，以他和中国养殖户打交道的经历，他觉得中国农民不好惹。虽然平常又狡猾又老实还胆小怕事，但一旦发飙的话，那相当的厉害。

倘若他们不继续收购鸡，那就相当于断了对方的生活来源。他们能够跟你拼命。

周秋萍笑道：“没那么夸张，肯养鸡劳动致富的人，基本上不是亡命之徒。况且中国现在处于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过程中，养鸡没有行业标准，对鸡肉的要求也不高，而且鸡肉消费市场逐渐增大。鸡肉比猪肉便宜，而且我们传统观念里，鸡肉营养又健康，消耗量很大。我这么说吧，即便是被我拒绝掉的药鸡，也不会真的砸在养殖户手里，他们最多就是自己把鸡挑到市场上去卖，费点事或者少挣点钱，同样能够把鸡卖出去。”

看到李经理不赞同的眼神，周秋萍又解释，“人的认识都是不断进步的。现在我们知道药鸡不好，吃了对人也不好，所以不能接受。但农村甚至大部分城里人的普遍状况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富裕。不要说药鸡，在我小时候，如果能吃到高温肉，就是得了瘟病死的猪煮出来的肉，我们也绝对不可能嫌弃，而是吃的兴高采烈。就是现在，农村的猪如果吃了药死的耗子被毒死了，或者牛吃了打了农药的草也毒死了，这些死掉的家畜也不会丢掉，而是直接放干净血，然后分割在附近几个村卖掉。卖的人不会瞒着买的人，买主心知肚明，也心甘情愿地掏钱。”

李经理听得目瞪口呆，感觉不可思议。

这些人就不怕吃出毛病来吗？

周秋萍解释道：“一个是量不多，每家每户买的肉很少，家里每个人能分到两块就不错了。从数量角度来讲，吃出毛病的可能性并不大。另一个就是这种肉普遍要比正常的肉便宜一些。农民其实很苦，大部分人都不富裕，一年到头逢年过节才能勉强吃上肉。能够有便宜肉吃，大家还是很乐意吃的。所以说农民饲养药鸡，未必就是他们想使坏。在他们眼中，能吃上药也许也是一种重视的象征。我这么说吧，到现在为止，农村有些老人生病了也不会吃药，不是他们不想吃，而是他们舍不得掏这个钱。就是以前在有赤脚医生的时代，大家也尽可能选择针灸之类的治疗方式，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因为医生针灸可以不收钱，药必须得收，那个是要花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