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话音刚落，外面响起了一串脚步声。

房门打开了，先前带周秋萍过来的那位中校面色严峻，声音干巴巴的：“周秋萍同志，请跟我出来。”

周秋萍直接站起身，甚至没有和对方杠，追问什么我犯的什么罪，你们凭什么关我这些天？

因为从程序上来讲，他们就没资格关她。她又不是现役军人，她甚至跟部队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只点点头，直接跟人往外走。

关她的地方是间禁闭室，常年看不到阳光。走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是猛然见到太阳太刺眼，还是这几天她都没捞到觉睡，身体已经疲惫至极，她甚至还踉跄了一下，差点当场摔倒。

好在余成扶住了她。

程厂长脸色铁青地站在院子门口，气势汹汹地瞪着位上校级别的军官：“你们真是好能耐！”

他的身旁站着被服厂的厂长，同样面色阴沉。

不过这两人的脸色难看程度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那位张总。对了，三产公司老总面色也不好看。

周秋萍冲程厂长点点头，露出微笑：“辛苦您了，还麻烦您跑一趟。”

程厂长立刻大步上前，直接给她开道：“走，我们走。我看还有没有王法！”

他虽然已经脱离一线作战队伍多年，但气势一开，简直可以说是杀气腾腾。

张总看着这几个人簇拥着周秋萍直接往外去了，背影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就这么放她走了？卢振军还在里头呢。”

三产公司的老总老大不客气：“你知道个屁！不放她行吗？市电视台、省电视台甚至连省政府都过来要人了，问我们到底想干嘛？军工厂被服厂天天缠着人，那个香港的曹总直接问我们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革命了？如果是的话，她立刻终止和被服厂的合作，马上撤资走人。所有人都他妈盯着呢，能不放吗？”

张总瞠目结舌：“她有这能耐？她不就是卢振军的白手套吗？卢振军还没放出来呢！”

旁边的上校军官终于不耐烦了：“人家点名要的就是她，人家根本提都没提卢振军。”

他们都以为她不过是个被推到台前的小角色，好对付的很。没想到这人悄无声息的，就已经变成了他们动不得的角色。

先前那位年轻的尉官不甘心地追问：“那就这样吗？就让他这么回去了，我们的脸往哪儿搁？”

“回去个屁。”张总终于找回了场子，“她又不是我们部队的人，凭什么住我们部队的房？清房子，立刻让她搬走。”

不是号称住的是部队的宿舍，吃的是部队的食堂吗？他看她后面怎么过。

作者有话说：

关于文中提到的捐赠企业的背景。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格”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10月16日的《经济日报》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刘永行回忆说，那一年大环境很紧张，没有人愿意来私营企业工作。

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主动地把工厂交给了“集体”。27岁的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电缆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在杭州对非定点冰箱厂一片喊打声中，李书福慌忙把自己的“北极花”冰箱厂捐给当地乡政府，然后带上一笔钱去深圳一所大学读书去了。

王廷江后来的经历是：他无私捐产后，立即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山东省政府还展开了一个“向王廷江同志学习”的活动，他创办的企业也由此获得了当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贷款和政策支持。到了1996年底，沈泉庄的村办企业发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达到6 000元，一跃成为沂蒙山区的首富村。2005年，王廷江领导的华盛□□总资产将近70亿元，他拥有对这家企业的绝对调配权。王廷江的一些亲属们开始成为亿万富翁。在当年度《新财富》杂志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宝名列233位，拥有亿元财富。他的侄子王文光据估算也拥有亿元家产。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财万贯”。蒋锡培在捐产后也同样当选为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过回购股权，又成为企业的资产所有者，据估算当时他的资产已超过10亿元。王廷江与蒋锡培的经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后，那些在1989年“私产归公”的企业绝大多数又都通过各种形式回复到了原来的产权性质，而在当时这确乎是人们恐慌心理的某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