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季文子推出过类似行动，不等于季文子真的没有推出过，好比范宣子将变法著作藏于密室一样，时机不到，拿出来不合适。有可能季文子也组织编写过内容完整涉及国家与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立法内容，但不方便直接拿出，需要藏器待时留作后人用，后人中却没有类似赵鞅、荀寅那样肯宣传范宣子新编刑法条文的贤能执政，所以不了了之——更腹黑些说，赵鞅所出具的以刑法出名的范宣子著作是刻意借助对方生前名气伪造出的个人版本，目的在为能够获得晋国国内某些权势不够硬核的阶层集体支持自身正卿权威，便利赵氏在晋国中后期的六卿家族博弈中获得主动地位。这样说的话，季文子没有刑法著作岂不是太正常啦~日常颁布少许新条文借助鲁君名义下达，作为一时政令使用，能不能流传到后世完全看单条内容是否合乎后世时宜，国政与政令的关系嘛，修修补补，将就能用就凑合过。何况三桓的命令就是鲁国前进的方向！三桓的家族与亲信占据鲁国的主要财富，局外人的利益之争，可争夺的事物根本也没什么好稀罕的，犯不着专门制定系统性刑法内容适用国政，那样反而不利于季文子率领季氏家族独霸鲁国。
至于‘铸刑书’又为什么会引发轰动，这件事只不过是后人眼中儒家门生认定的乱‘礼’行为，败坏了儒家老祖仲尼提倡周礼规范的‘礼治’社会，使整个天下都沉浸在利益的争夺中，败坏了人性中道德的美好，因此要将‘铸刑书’这件事钉在耻辱柱上！这种儒生书生意气陋见本身就在大大的耍流氓——制定周礼的周朝的天下难道是帝纣拱手相让来的吗？丰富和极大完善周礼具体内容、使之成为名传后世典范的周公旦本人没有率军大举东征讨逆就能安定新生周朝吗？‘礼治’的前提是有和谐安定的外部环境，国防建设与霸权没有建成，讲毛线‘礼治’？那么子产铸刑书于鼎一事究竟轰动了谁呢？其好友、晋国公族之后的叔向率先致信谴责。而叔向的屁股坐在哪里呢？叔向本人博文好记，熟捻各国国史，人称‘晋国移动史库’，这样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晋国本身就有士蒍作法开始的多次卿士作法传统？难道因为子产作法后首次把内容铭记在作为礼器的鼎器上、破坏了鼎器铭文用来记录的王公卿大夫事迹的传统、使单纯的刑法条文也能被鼎器刻下，就成了大错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如果子产在将刑法与周礼内容大大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新法内容不那么‘刺眼’，叔向也不会在致信子产中提到自己现在从原先的期待落寞失望地一塌糊涂，刺激到叔向的是子产居然在国力蒸蒸日上的郑国推动不利于非公室子弟掌控国家主要权势的合法条令上台！这件事不仅说明子产的志向高洁到拜托物质利益束缚到了很高的层次，而且直接背离了七穆出生的美好家世——试想，如果郑国在国际间掀起一股‘去公族化’的狂潮，各国纷纷展开类似革新，各国公族权势动摇、公室、公族子弟通通要被质疑天然食利受供养的‘特权’，叔向这样的公族子弟的后代，将会衰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更重要的是，首当其冲的公室又会不会因国君君权不振而整体影响力下降，影响到社稷更迭、国主更易姓氏呢？晋公室自献公的晚年错误之后，产生逐出诸公子的习俗，这样一来虚君、弱君、执政扶植傀儡的现象大行其是，叔向看在眼里，自然痛心——这可是唐叔虞开创的国家，怎么反而‘容不下’公族子弟繁衍生息呢？真的容不下吗？当然不是，作为普通民众甚至下层士大夫身份生活没有问题，可想以卿大夫的显要身份活着，真的越来越艰难，叔向本人感慨过：自从驱逐诸公子后，公族后裔衰落一支就少一支，真是‘季世（末世）’的哀叹——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诸姬姓贵族衰落，百年前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对比实在令人心痛！真的是季世吗？对晋国公族诸姬来说的确如此。姬周的霸权已经衰落，姬晋为其代持霸权，还算扛得住四夷侵犯，维护得了周朝天下，可有如此贡献，姬晋的公族子弟却不能普遍地享受霸权红利，未免太‘末世’了~
既得利益者的哀叹经由其中博学多才之辈说出口，在乱世中维护利益的嘴脸真是无耻至极！子产之所以为子产，伟大也可见一般。倘若叔向能有类似宽广爱人、普及万民的胸襟，晋国内政也不会一直掣肘其对楚争霸，致使国运长期横盘震荡、公族与外姓卿族内斗激烈；类似叔向这样的唐叔虞子弟散落在晋国和全天下的依旧有很多，其中博学多才之辈如果真的‘博学多才’，而非抱着各国史籍不撒手，企图借助‘活体书库’的能力谋取本来就强占自全体国民的民脂民膏之利，走到民众中间去倾听心声，把蛋糕做大做强，少盯着考虑分配方法自觉委屈，欲求不满，下层诸晋姬子弟依旧有脱颖而出的机会，不至于眼见晋国这条破船修补到最后，被魏、韩、赵三家分裂彻底——姬魏与姬韩可都是外来的非晋之姬，难道他们也随着晋国公族诸姬的衰落而衰落了吗？显然没有。争气这种事，要看自己努力的！
如果儒生眼中的周礼与‘礼治’治国的典范落脚点在于令类似一国的起初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不问世事变迁、始终按阶级‘合礼’地分配全体国民劳动成果的多数，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丑恶地！因为这就是在令下层民众在极易饿死人的年代活活饿死！强逼着饥饿的民众作出人食尸解饥的违背人伦道德的罪恶举动。尤其类似仲尼这样祖上从被宽恕的先朝余孽国度宋公室所出、逃难来鲁这种周朝本朝超高度正统国家作大夫的现象，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哪里轮得到他执政鲁国、重建周礼呢？
关于正统性的讨论，如果真的要严肃起来对待，没上秤前大家表面上嘻嘻哈哈，几斤几两都好商量，可称量到最后，千斤万斤都测不出具体水平！
无论叔向这样的人平时多么尽忠职守，看上去如何正常，都不能掩饰他披着人皮伪装出来的险恶狭隘心肠。守小节，亏大德，这种事当真要不得。生活在信息极度丰富的社会中，还是要积极提高自身修养，擦亮眼睛，拒绝受某些听上去道理满满的‘邪典’蛊惑，作出错误判断，耽误人类个体本应健康积极的人生。
再说儒生跟着附和孔子批评子产的事，鲁国最终虽然是被楚蛮灭亡的，可在子产时代，真正有被楚蛮灭亡的直接邻近楚、晋两国的郑国！像鲁国这样还有齐国这种置身事外自安的超级大国可以在关键时刻依托的国家，内部又有吃空国家的三桓为自身利益积极奔走，国际环境还处在第二次弭兵会盟后的整体安定中，当然滋生仲尼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士大夫~楚蛮那种真的会动不动灭国以完成取代周朝霸权地位的顶级强国，铁拳没落在鲁国身上，当然不会晓得痛啊！
所以仲尼才能把各种典籍涂涂改改，使之扭曲而符合自身价值观：看吧，没有按照周礼行动的国家，越过越差劲，原因就在于错误越积累越多，最终积踵难返，衰落乃至败亡，小朋友们排排坐，等着周王室的福音，分好果果，过自家的小日子是最好的呢，虽然没有做强的机会，但起码不会亡国失去社稷啊——问题这事儿和非周分封帮扶的楚蛮子说得着吗？人家自称楚王国锤烂无数周朝子邦，吓得郑、卫、陈、蔡、宋、鲁等二流强国都在瑟瑟发抖，庆幸自己没被灭掉迁走宗庙礼器，逼得子产这样的贤人变祖宗成法救亡图存，一介出身原罪的外姓大夫，就靠上下两片嘴打动蛮楚那样的外来强权‘敲门’？属实搞笑了：儒生根本没资格非议子产！
再说晋国范宣子为什么将著作藏于密室这件事，赵鞅如何得到的不多求问，姑且认定范宣子是个不甘寂寞的大卿士，空有安定国家的抱负，但还得看其他晋国正卿的脸色汇总意见办事，所以先写好成文，待以后再发布，只要小心不让人发现就好啦。毕竟人人都知道范宣子祖上士蒍作法开始，这个家族血脉就以重视法治著称，只是历来都没有后辈郑国子产那样有种，敢于把刑法铭在鼎上令国人辈士庶皆知。这一步确实落在下层，致使本来启示子产作法的老牌晋国卿族，在范宣子时代虽能先手更新刑法，但却晚期铸鼎——且由赵鞅所造，着实不够fashion。
但晋国多次变法在先、后启魏韩赵三晋在成文法典上不断变动扩充为庞大细密法律体系的事，却是不争事实。
自晋献公时期士蒍作法-晋文公亲作被庐之法-晋文公时期郭偃作法-晋灵公时期赵宣子作法-晋景公时期范武子作法-范武子的孙范宣子作法藏室被赵鞅取出铸铁鼎，历时六次晋国大型刑法革新，终于到了外来卿族势力空前强大的时代，尤其赵鞅本人长寿无比，更是重新振兴赵氏、久久霸占晋国执政大权，之后各卿在自身家族领地布法革新，当然用不着强力推动一整套加诸于晋国全域的立法存在啦：还不是卿族吃空了晋国基业，晋君沦为吉祥物一般的存在~
是不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呢？各位公卿变来变去，怎么就将晋国领地和权力瓜分到各位卿族家族手中了？这还算是晋国强国之策吗？的确不算，不过晋国作为为周室抵御南蛮强楚挑战周朝统治霸权的首席忠邦，这件事内在另有发展脉络需要被阐述清楚：“当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朝着楚王国全面崛起的时代发展时，周王室无能保障各封国生存权益，究竟什么才是‘时代正义’呢？”
当然不是只擅内政削藩、却无能应对外部强权威压灭国危险的仲尼所看到的那样，晋公室内乱将败亡于卿族手中那样，真实的世界是周室东迁雒邑宗周城定都后，各地域性大国开启疯狂兼并战争保证国力足以应对任何外国武装干涉风险。周朝统治秩序下的晋、齐作为其中佼佼者，还能克制代周自立的野心，楚王国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晋国借助国土相邻的近水楼台机会，长期代周把持周朝霸权，以自身国力对抗蛮楚北扩，算得上是乱世中道义水平保持在及格线上的‘忠邦’，精神可贵，勇气可嘉，意义非凡，忠孝心肠实属难得。尤其对春秋五霸里的齐桓公与晋文公而言，他们帮扶周室的目的虽然不纯，企图借助周室对自身的认可，坐实其吞并小国中的各周邦部分的事实侵略地位。但在总体国际局势上却稳定了天下民众基本生命安全，对比失去社稷继承的小国君主家族与大夫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损失并不值得太过惋惜——野蛮人在南方敲门，他们真的能次次拿出军队与粮草站在在大国身边出动联军巩卫周王室吗？恐怕不吝啬付出就不错了，更难提全心全意侍奉周室——不然的话镐京也不会沦陷在犬戎大军中被劫掠一空。既然周室分封子邦到外域的目的是完成周朝构筑霸权的决心，那么不能很好地保证周室自身存在的各子邦们，本身就在违背与分封他们的历代周王的权力授予契约，被有意辅佐周室的大国吞并也就不足为奇了~总比被蛮楚尽数吞并强吧？！
最起码后来的三家分晋得到周王室承认魏、韩、赵诸侯地位至战国晚期的阶段，楚国的地盘被魏、韩两国不断侵蚀，变法思想不仅有效，而且力保楚蛮始终不能得到建立中原霸权的美好愿景，这项功德最起码对周王室来说相当体面，结束周祚的也是周室自己分封出去的秦王国，时间也拖延到五个世纪后，算得上礼治思想庇佑的遗德彻底耗尽才出现的悲凉：如果秦庄襄王时期能更加体面的对周室续祚分封给一座小城邑自己待着，就像周朝初年对待所有前代国家那样，后人也不会非议秦国过多，更不会使儒生如此抵制法治思想、引得后世华夏文明不断在内政领域捣糨糊了。
回到晋国内政之变迁的实质上，不难发现晋国实际上就是顶着‘尊周’大帽的新兴王国级强权，只有这样才能与南蛮楚王国展开长期博弈。因为‘尊周’，所以晋公室诸君一直没有自行升格到晋王称号，而像周朝初年的武王、成王那样，大肆分封子邦，也就更提不上尊奉周王一应升格为‘周天王’的事了——这样做的话，最起码还得拉上齐、秦两国一起在春秋前期称王，至于郑、卫、鲁、宋等旧周诸侯，一并升格为王国效忠新制度时期的周室，还是分散附庸在晋、齐名下，这件事就很难解决，搞不好直接影响晋-齐友谊，使长期置身晋-楚争霸战事外的齐国也生起染指中原的熊熊烈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晋国最终顶着伯国的级别一直到卿族崛起瓜分干净中之央执政权力，失去由公室提出升格的可能。这件事在战国时代由齐-魏相王、五国相王、秦惠文君自行称王最终完成，算得上晋公室尽忠职守于周王室了——末代被废黜的晋静公一说由三晋给予的端氏最终领地去往周室领地更名为唐，纪念先祖唐叔虞的开国功绩，也示意避嫌魏、韩、赵追究瓜分晋国的纠纷自保，最终被韩、魏联手派人杀死在周王畿内，称呼叶落归根很是应景：成王对幼弟虞桐叶封唐，自此姬晋系荡寂。
晋国更因为要与‘代周’统治天下的南蛮楚王国对等博弈，不得不追随楚王效仿周朝初兴时大封王子与功臣的作法，自身也在晋国领地内大行封卿赐领地建立晋国内服势力，以此表彰和回报对晋国强力崛起及与楚对峙有功的卿大夫。名义上这些晋卿虽然不如一国诸侯的称号显赫，但其家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一点也不输给实际上的郑、卫、鲁、宋等二流国家君主，后者还需要忌惮前者、尤其是作为晋卿执政晋国时的施政方向，不然自己离被荡平就不远了，最起码也要失去君位流亡国外。
晋国外来诸姬卿与非姬卿们的崛起，原因在于晋君自献公后不愿意分封随时有可能篡位代替自己登位的姬晋同宗子弟为卿大夫，且将对方全数逐出国外，如果没有君位出缺，这些公子本人很难回到晋国生存，他们的子孙回到晋国时也已经不会被承认拥有君位继承权，自然也不会被重新授予大夫级别的贵族爵位。而随着晋国历次新法实行、晋国中之央集权革新不断深化，没有新的公族填补献公之前国君衍生出的既有公族失势权力真空，那么不出自姬晋系血脉的各姓各氏卿族自然会不断壮大——对非姬晋系新的卿族分封也早已停止，只有现有卿族自行分裂出的少数支系获得晋君与其他正卿承认时能够成为新卿族，而这一过程远远赶不上晋国内斗倾轧导致卿族凋亡的速度。如果要怪，只有怪曲沃武公一系小宗取代大宗执掌晋国的早期姬晋内斗恶劣影响太过深远了。
最后来看‘不长进’的楚王国为何直到楚悼王时期以吴起任令尹后才大兴变法——时间已经迈入战国前期了，彼时魏国初建，国力刚猛，向四方拓展领地力度颇强。春秋时代结束，距离子产作刑书也已接近一个半世纪，为什么这时的楚悼王才想起要革新呢？
因为晋-楚争霸的格局结束，公卿大夫的封邑却愈加庞大，导致楚王王畿对比起来不仅力量孱弱，而且中之央权力也受卿族把持，又广受国土遍布河南地带的魏、韩两大爱好变法革新的强国向南侵蚀楚国国土，这样下去，势必日削月割趋于亡国！对线晋国五五开，可打起晋国的魏、韩两大分身来却力不从心，晓得变法力量强大的楚悼王当然愿意变法啦——何况主导变法的正是从魏国出走的吴起呢？对方不仅擅长强兵变法，而且对魏国内政相当了解，门人故属在魏国境内小有势力，任用吴起可谓一举两得。因此在对方担任一年期的宛城守考验后，悼王便将对方直接升用为令尹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行动。
吴起是好人吗？绝对不是，他在家乡求职时散尽家财却无所得，怒杀嘲讽者三十多人逃走；在鲁国任职时依附在三桓季氏门下，鲁君本来就对他不信任，更疑惑他的齐国籍正妻，吴起居然直接杀妻求将换取攻打齐国的功名，连将对方休去归家都不肯，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忠于鲁国、亏于私德的‘赤胆忠心’；他在魏国时欲望攀升由大将转为拜相的臣子至高地位，却不愿卷入王室内部纷争，拒绝迎娶魏文侯亲自作媒的女儿。这样的人怎么看都像隐藏深刻的反贼——当封卿拜相都不能满足他时，难保这厮心狠手辣，不会篡夺君位。
可楚悼王为什么还敢执意任用他呢？很简单，在楚国，吴起绝对不可能得到超越令尹相位的任何权势，这也是悼王任用吴起开启变法革新的方向：悼王本人既缺乏名义、又没有直接革新的经验，怎么也不适合亲自对楚国极端保守风气下、以公族大臣为主的卿族世家们动手。可吴起不一样，他是有名的锐意进取之士，经验丰富，功劳举世皆知，上能在朝堂与王公卿士畅谈‘儒、法、兵’三家学说，下能与士卒同休戚，深得民心。这么顺手的一把利刃摆在眼前，怎么能放过他呢？仅做一城一地的守备官，对他来说还是屈才了。
所以吴起的刀把插下去，楚国卿族力量被大大削弱后加强到王畿直辖地域，悼王自然开心作为国君的权势得到加强了啊！就算是革新用力过猛这件事，停灵时被躲避怨愤大臣追杀的吴起还用刺王尸一事，为新加王冠的肃王二度削弱卿族提供了完美借口，一家父子硬是血赚吴起与众卿族身家性命，代价仅仅是当爹的死后被射箭插成刺猬。
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子产铸刑书铭鼎的变法革新智慧就体现出来了。
楚悼王死时，郑国依旧存在且强大，只是受限于国土面积较小所以处于周、魏、韩、楚四国广泛包围中‘无所作为’，但作为长期朝奉楚国而潜在抵御魏、韩肆意扩张的楚国前哨楔钉作用明显，最后的亡国也是韩诸侯国联合魏诸侯国使用的阴谋诡计，不然起码能助力楚国抗衡魏-韩河南联合体半个世纪，像宋、鲁那样存续到战国中后期，或者类似卫君侍奉魏国那样，直到战国末期为楚国守卫边疆而灭亡于嬴政手中也未可知。
倡导‘法治’革新对东周列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件事还是要从子产身上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