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是子国之子，继承子国作为七穆成员权位的嗣业者，但其生性简朴，好名望的欲念远胜过搜集财物宝货的志趣。不同的欲望本质上不存在差异，只是在社会生活的参与进程中，如果多数人的想法太过于一致而出现恶性竞争状况，自然会显得另一些人较为‘另类’，当这种另类对多数人的利益有益时，自然会称赞对方——只需要动动口就能完成的赞美，除了在心肠狭隘的杠精那里吝啬送出外，正常人们还是愿意‘合作’的。其中的佼佼者被美化为圣人，乃至‘普天下所有民众的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倒是逼迫其他不认同道理的少数人、甚至于在圣人们的狂热信徒眼中浑浑噩噩活着的大众一同站队，加入到为圣人们提鞋的队伍中。渐渐地，‘鼓噪声’最为喧闹的那些真正的少数人，反而成为舆论领域的‘多数派、主流发声’，裹挟着民众而成为‘多数人’，并自称是主流社会的代表，就此混淆了人间的是非概念，此时双双夺走或更加激进地直接垄断掉名、利两方面利益。
所谓‘名贼’的恶行，也即如此。子产是不是名贼一般的天生圣人，这件事历史上没有明确定论，因为自诩精英的历代名人都喜欢‘大胆做，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的办事方式，所以他们对子产的议论全都集中在那些革新举措上——尤其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重税加赋方面。不过年少时期的子产的确是名忧郑国忧郑民的大贵族家庭青年。在晋-楚频繁争霸为中原诸国带来二属灾难的年代，他对郑军出征得以战胜依附楚国的蔡国并没有明面上国人普遍的喜悦，反而对担任司马的子国直言不讳：“郑国的行为太出挑啦！国力恢复的事情被蔡国背后的楚国知道，就要再来亲自干我们啦！后果一定是郑国认怂伏首作小，忍让对方的军队肆意横行张扬过市；再之后老牌大哥晋国知道我们和南蛮子强楚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一定会打着维护正义的旗号前来行兴师问罪之实，晋楚来回蹂躏郑国，未来几年国家只会越来越差劲！”言外之意，子国作为郑国司马，低调些好，最好主动劝谏郑君向还没吱声的蔡国靠山强楚示意问安，免得到时挨干——递话题就像捏着刀身把刀柄送给楚国，没事自以为能欺负下人家小弟，在本国国民面前找存在感，这事实在不靠谱。子国不以为然，还很凶猛地驳斥儿子产：小屁孩懂什么？国君说啥就是啥。
当时什么时候？春秋时期第二次弭兵会盟还没召开，楚国因长期争霸而内部矛盾频频爆发。此时的郑国在先主穆公重新分定国家大权、安排八个儿子上任从君位到贵卿，优厚尊崇的职务全部没放过，硬是来了把不要脸的中兴集权，得罪了大批之前历代先王分封的老世卿们，就这样新一代世卿权贵舔着脸占领了国家大权有些年头了，民意却不够看好他们。作为还算尽忠职守亲附当国君的那支兄弟家族，内心有意维护国君-七穆联合统治新秩序——这些都是新封公族大臣，与血缘关系还很浓厚，冒着热气呢。所以从出兵决策到作战相对顺遂，就是指望能用武功夯实百姓对新秩序下核心大贵族们的认可度。
这事听上去很好，文治太久，武功出兵获胜就算有。可楚国和晋国的大贵族更擅长规模化战争，军队编制庞大，分工明确，郑国人怎么能确定这两方内部力量在充分博弈后，一定不会有主战派出面到郑国武装巡游、宣誓主权呢？郑君有意抽空子动手，楚国内部也有意借助外战出兵排遣内政积累下的矛盾。不早不晚，楚-郑还是开打了。
这件事影响深远，促使郑国再次进入国势动荡期，这条线索更引发后续子产上台主导的各项改革——当时的子产把‘第二次弭兵会盟’当作像‘第一次弭兵会盟’后晋-楚无道可言的短暂休兵来对待，所以观察三年晋、楚双方内政动向，自身又处在执政之位，确认天时地利具备革新条件，才开始的首次大型革新活动：作田洫。
子产‘作田洫’作为一项成功的革新举措，对照对象当然是更遥远年代的鲁国‘初税亩’。而初税亩是谁指定的呢？季文子唆使鲁宣公订立。季文子意在代表家族裹挟三桓进而在得到整个公室外贵族阶层响应，强迫后者接受以破坏周礼井田制成制为代价，换取鲁国能一时苟安于财政窘迫后迅速充裕的美好展期，实际上却大固三桓权势到新的高度。为何季文子盯着祖宗之法就是不放呢？鲁宣公当时又为何乐意接受此事呢？
一个字：钱。有钱能使磨推鬼，无财势大亦亡国。在晋国代表王室主持周朝正义、楚蛮新兴强权王国大举北进挑战旧朝全面统治的时代背景下，黄河南岸的众多周封国长期成为二属的仆犬，甚至到了代替用兵疲惫的晋、楚在同体量小国之间互相攻伐、作代理人战争的荒唐程度。不过彼时的互相入侵因为周室威望犹存，反倒有假借道义大名针对讨伐敌国国君与亲信贵族作专项行动的趋势，攻破人国都后，民众藏匿逃避保护家人和钱财，但还不需要担心国家败亡——打来打去真灭掉缓冲地带，晋、楚都不乐意直接梭之哈对抗。所以事情也就从春秋初期的灭国战办成过家家式冷战对峙，并不伤及各国根本。可战败国的国君与亲信大臣命运就难说了，出国政务避难的、出城肉袒自缚的、被卿大夫在寝室逼杀的等等情况越打花样越多，庶民侥幸还能保命，自己失败了可要真玩命的！最后陈辞阶段靠卖弄口才活下来的人并非普遍情况。因此鲁宣公选择与三桓妥协，起码有钱的情况下还能保有国都在内能直接控制的少数城邑建立起像样的武装，不被三桓瓜分走实际指挥军权后在其出面斡旋不了国家博弈时把自己交出去顶包认罪。事情嘛，总可以慢慢来，没准手上有钱了事情发展会不一样呢~
可季文子实在太鸡贼了，早已算准一切：独立于井田制的非公田所有制体系的广大私田经济早已多管齐下、发展得欣欣向荣，自己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在法理上承认这一切，从而令鲁国大小贵族均能在‘私营’浪潮中以付出明面上多多缴纳的赋税为代价，实际却能疯狂从民众手中圈占田地，致使更多的普通国人身份的百姓也不得不在经济窘迫时沦为私人奴婢。这样做，当然能摇身一变‘豪民大户’的士大夫们愿意支持季文子实际执鲁国权柄啦。宣公事后发现情况不妙，自己说的话，连原来支持自己的士大夫们都不大愿意听从了，这次‘国有之改制’，大有全面败落之势：在缺乏下层民众与自己直接对接渠道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人’家庭破产，连兵源渠道都进一步缩减，何况国都还因卿大夫们的存在而渗透空洞、极易引发内乱导致自己下台呢？再多的钱花不出去，最终除了斗鸡犬赛车马外，只剩下修造宫室和招揽美女供养其间能消耗得了——可这样全是贪图个人欲望享受的败亡之君所为啊！自己若真敢这样干，季文子身为公室后裔，虽然血脉疏远，但跨过自己子嗣问鼎鲁国君位的潜在可能依旧相当充足。
因此在三年努力不见成效后，宣公坐不住了，直接出手找外援：要为自己这中年人从晋国娶公主，远可图谋‘去三桓、张公室’的宏图，近又能保证未来的晋国母系的太子继位出现偏差时，晋国有遣劲旅问罪作梗大夫的名义，保证自己这一脉香火传续、中央安定。因此派去作为问聘迎亲使者的公孙归父还没回国，知晓内情的季文子就让宣公‘意外了’，一点都不体面。当然惊出冷汗的他也没敢再觊觎君位，而是假惺惺地在朝议中对着所以大臣的面追根溯源、直接否定宣公当年即位的合法性，并质疑这些年来采取的对外政策的合理程度。朝臣见季文子暗中谋杀君主后又大言不惭地为他自己‘立牌坊’，都感觉这货越玩越大，不再支持季文子令自家门庭广大富有的‘既有功绩’，质疑起对方来——好处嘛，正经捞到手里后，新一轮议政算下回合，谁还记得你当初的‘恩情’？季文子也傻眼子，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拉上三桓其余的两家一起顶级贵卿联合坐庄，上欺君主、下压大夫，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家族不在未来受到清算。这件事也便是三桓彻底走向全面崛起的奠基石事件：三桓家主彼此不猜疑，又无人惦记篡位，自然能把权力长久地攥在他们手中。
可这一番行动下来，鲁国究竟谁获得了利益呢？时间线稍微放长远点看就知道，国有之井田制改制私营后，除了三桓的这一层顶级大贵族，鲁国再没有任何人是赢家：那些二三流大夫到不入流的士们，他们在私有田产彼此收购兼并的浪潮中，难道能竞争过三桓的族人吗？当然不能啦，所以在鲁国，除了三桓以外的势力全都走上衰弱与贫困的道路，而鲁国的国防又由三桓操办，在民间搜刮来的金玉珠宝送给晋、楚上国供奉之外基本收入三桓家中。这就导致民众素质越来越堪忧，三桓也像土财主一样，甚至出现人殉‘复辟’的古典陋习重兴——奴隶嘛，不算正式的国人身份，数量又多，想怎么牺牲就怎么匹配丧葬规格来，何况这事还算是比拼实力的重大面子工程呢！
鲁国沦为三桓的自留地了，后来自然有万古如长夜的圣贤仲尼救渡，搞得季孙氏不得不独立为费国保全家族地位。可这事看在子产眼里，他身为郑卿，可以不管鲁国的事。但若放任郑国民间事实上多种所有制并行、税赋劳役等百姓纳贡形式也以同样途径被七穆之中的‘有心人’在执政时以效仿良法、革除弊病的空洞口号进行实其实际内容的革新政令，事情可就来不及了——田制一旦更张，遍地的中下层大夫会凭借本身权力维护新增的既得利益，这样就不能保证能进行二度修正之主义革新了，那种式样的郑国，怕是真的要凉！
从地缘政务的角度看，郑国北邻晋、南接楚、西拜周室，这三处已经够呛了，可不是鲁国那种背靠相对置身晋-楚争霸于世外的齐国强邻能一较安定环境的：鲁国可以卑身侍奉齐国作其看门狗，讨好下晋、楚保证外部安定，连深化革新的内部动力都维持在低水平，郑国可没这种福气！
所以子产选择了另一种较为直接了当的做法：整顿从公室到士的各级贵族历来享有的私邑封地，使其规范在应得利益范围内，保障国人民众赖以维生的基本农耕自养利益；进一步规范有身份的国人与无公民身份的野人在制度领域上的完善统一用兵抽丁需求设立的第二重什伍编户体系，复合在原有乡邑下从属地籍隶属的人员户籍上；针对井田制产权肃正之外的确约束不到的私田，既然无法收回，便严格按照拥有土地亩量面积课以重税。三管齐下，除了少数重建起对井田制信心的国人民众重新耕种原有井田外，也只剩下一些渴望得到国人身份的野人情愿劳累出力了。这便是历史上子产得名的第一项主要革新，史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其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内容，依旧在维护周礼为代表的传统政务与社会生活则秩序；田洫一项整治不同土地性质的产权疆界，则来自与其父子国友好的叔伯辈执政子驷那里。之前坚定执行这项革新的子驷因为施政偏激，与兄弟简同党的子国、子耳死在内乱中，那次内乱中，正是子产依仗其父子国司马的职位之威，下令及时关闭宫门警戒、调集国人兵力对准叛军，才得以平定内乱的，作为被子驷推举上台的郑简公当然相信这一脉络上的革新党人执政，子产也才有机会在后来成为执政；庐井有伍一项则暗藏玄机：周朝立国的根本是战车作战体系，武力开国，官爵、户籍、地产等制度更像为其配套建成而能推广到外域新邦之国国度，在外地成为巩固周朝霸权存续的桩脚而存在的，因此井田制下有别于战车作战体系、也即别于贵族专权根基的什伍制度，则属于周礼编定中的纯粹步兵阵，平时在乡里由普通士大夫或什伍长直接组织起不同规模的乡村自卫队，应对巡逻、追捕盗贼等事宜，战事则在高级卿大夫军官率领下，作为战车不便行动处更加灵活的步兵阵容与敌军短兵相接，自然不用依仗贵族们精熟战车作战体系的权力来对国人民众日常的具体生活颐指气使、侵占庶民利益了；通过对作为大人（物）存在的贵族阶层利益限流、权力约束、奢侈风气的制约，使国家政权在短暂的安定期内重新回到原有秩序内继续运行。
鉴于叔伯子驷执政的悲剧遭遇，子产在生命的后半生都尽量保持着广泛体恤各阶级民众的谦逊态度，以求最大程度获取各方好感，不使革新举措造成的动荡发展到内乱的程度。大抵五年后，子产才从第一系列的固本培元式革新中收获到起初各阶层普遍抵制他的民众的支持，开启下一阶段真正令国家肉痛的“作丘赋”革新——这项行动才能保证第二次弭兵会盟后出现新的动荡时，郑国有顽强武力保证自身国防安全。当然，子产的耐心与城府的深厚程度也可窥见一斑。
不用担心的事，子产虽然贵为‘变法先驱’，顶着春秋改革第一人的名号，但实际上依旧有鲁国执政顶在前面‘吃过螃蟹的’，食蟹者正是那位不是东西的季文子，而两人头一遭大手笔，相差时间则有五十二载：观察期之长，两三代人时间，足够子产观察其制度利弊了，何况还有其他国家一样跟着摸石头渡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