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第一个开创，是实行：“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乡六个，每乡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他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实行‘四民分业’，是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但是儒家在继承了管仲的‘四民分业’后却认为这存在尊卑，可悲可叹，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管仲的第二个开创，是“贸易自由”。

管仲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对内，管仲取消了过路税，只在出售的时候征收一次税赋；对外，空车来的不征税，徒步背东西来的不征税，甚至驾车来的商人还可以免费享受伙食。

此外，齐国几次会盟诸侯，都会与各国达成关税协定，降低关税。

这导致了齐国商业的极度繁荣和商人的活跃。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第三个开创，是“宏观管制”。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