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语老师布置作业，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题目是《我的父亲》。

路知意问路雨：“我该怎么办？”

路雨说：“没人规定作得完全真实，创作这种事情嘛，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就行。”

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

她语一向不错，写作功底强，于是周一的班会课，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

她站在台上，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本，念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

台下立马有了反应。

一个初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不对！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

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

“他现在是劳改犯！”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劳改犯这个词语，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

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它一点也不好笑。

劳改犯三个字，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在服刑，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

后来呢？

后来，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路知意把作纸撕了。

班主任欲说点什么，收拾这烂摊子，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

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嘴上轻描淡写，“我爸爸是个劳改犯，在坐牢，过失杀人罪。死的是我妈。”

“……”

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

“他以前是村支书，老好人一个，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修路他参与，报酬都分给村民。人家打架他出面，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没一头剩下，十万块，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那么笑着跟人说：不用还了。我妈说他是傻子，好人二字，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

“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书，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坏了无数次，我妈要买新的，他一个人捣鼓半天，非说还能用，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我爸说小孩子，不碍事，谁吃了不是吃。他俩总吵架，吵了大半辈子。”

“我初一那年，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有人受伤进了医院，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结果回家的时候，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打了个照面，急匆匆跑了。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他急了，猛地一推，我妈从二楼摔下去，头朝地，当场死亡。”

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

路知意低头，摊开手，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湿乎乎的。

她笑了笑，说：“我爸是个劳改犯，有人说他杀了我妈，心狠手辣。”

抬头，她环视一圈，平静地说：“可我知道，我爱他。”

《我的父亲》，这就是她的作。

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她带着报复心理，像是《基督山伯爵》里写的那样，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

寂静的教室里，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

次日，她去镇上的理发店剪了一头板寸——众人口的“劳改犯”发型。

镜子里，理发师手持剪刀，迟迟下不了手，再三询问：“……真的要剪？”

她言简意赅，“剪。”